然而，群眾的怒火來自何處，口中的唾罵究竟因何，則被他們有意無意被忽略。為甚麼一向「理性」的香港人變得如此「民粹」？究竟知識分子總是最受理論所困的一群。理性成為了一種片面的教條。「理性」在那些受「陸潮」影響的人耳中，無疑是一種局外人的風涼話，就像瑪利皇后口中那句let them eat cake。因為一切的平等、理性、兼愛，都是有物質條件的。當資源不足的時候，人性就會暴露出醜陋一面。衣食足才會知榮辱。

人餓至極，則必食人。主張大無畏的世界主義、抱持大中國情懷、堅持陸婦生兒是天賦人權者，是好心，但最終會做壞事。實施這種人口政策，只會令資源的緊張感覺更為明顯，族群之間的敵我關係更加分明。因為人只有生活安定的時候，才有心情講理性、談共融。在經濟不景，地產黨張狂的今天，外來人口在港人眼中，根本是負資產，是惡性競爭。不問情由，將民怨的現實脈絡抽空，空洞而教條主義地將市民的怒火全扣上「歧視」、「法西斯」、「希特拉」的帽子，不是保護新移民，而是將無辜新移民「擺上檯」，使之成為族群衝突的犧牲品。

本地人與大陸人的衝突是因為政治現實，是中共銳意主導的文化政經清洗的大環境。本地人在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感覺到前所未有的緊張和異常，以李鴻章的句式來說，這是香港一百五十年開埠以來未有之大變局。

本地人對新移民的歧視和非理性仇視，在中共的政策操弄下，是必然、自然，甚至是生物的本能。恐懼是人類的本能。對資源緊張的焦慮、南北文化的衝突情緒，統統是現實所產生的問題，又豈是單靠口號式的共融、仁愛、人權就可以克服？今天兩批民眾的互相仇視，難道不是因為中共對香港實行的權謀和政術嗎？為甚麼不將精力花在鞭韃造成港人失去理性的現實環境（中共和港府的移民政策），而是對同樣受害的港人大加責備、甚至去百般挑剔那些要求「本地優先」的人呢？即使在口水戰中駁倒了對方，這個令人性墮落的環境會改變嗎？不會，情況只會越來越差。一般人根本不理會甚麼左翼右翼、甚麼主義甚麼主義，他們只關心自己的生計。以為一般人會有甚麼「意識形態」，真是太過高估民情。

現實的政治環境不改，今後的種族歧視和族群衝突更會更形白熱化。以本地人的利益優先，理性限制移民，是減少衝突的唯一方法。長遠來說，安定本地人心，才能保護外來移民的福利。理性的做法，是向人們提倡為善的誘因，而不是剝離現實地去要求人們在一個嚴酷的生存環境下做一個兼愛非攻的聖人。《天與地》三子吃掉家明，是迫不得以。今天出現的只是口水戰。但是如果再不改弦更張，將來的衝突只會升級，到時說再多的道理都是徒然。

今天充斥在社會中的歧視和唾罵，當然難聽之極。一聲一聲的「蝗蟲」，固然不甚理性。然而，那種要求人們去違反先利己，後利人的自然本性的要求，本身又有多理性？

閱讀：
反對排外，堅拒族群鄉音性別歧視 社會行動者不要成為人權侵犯者(人權監察新聞稿) | 香港獨立媒體
曾瑞明：一個封閉論述——讀陳雲《香港城邦論》

現代教育實在識時務，跟政府同步，懂得跟祖國睇齊，風山水起是應該的。不知他們晚點會不會禮騁操京腔的「大陸才俊」上電視做補習天皇。學生考不到大學，不要緊，或者也可以寫得一手充滿「科學性」的簡體字、說一口「通行世界」的卷舌京話，為祖國的偉大復興獻一分力。

因為他們的身段太高，下意識總覺民粹是負面的東西。民粹是一種大眾對現狀不滿、對當權者不信任的意識形態。大眾的訴求，就是反對大陸的經濟掠奪、文化清洗、人口殖民。「民粹」的出現，畢竟需要一個適合的大環境，決不是一兩個人可以煽動出來。而追求公眾利益的「民粹」，為甚麼不是個好東西？然而，一些同情心泛濫和理論上腦的人在這個階段就急不及待將整件事與「歧視」、「種族主義」扯上關係。總之群眾運動不合他們的心意，不是高舉「反對資本主義」，他們就有帽子要扣。

然而，「香港人歧視大陸人」只是他們脫離現實的想像。在現實中，大陸人是主，香港人是僕。香港人連自己的人口政策都沒有權力過問，眼睜睜看著大陸人把香港搞得烏煙瘴氣、樓價暴升，前者還說得像是施捨香港一樣。現在連路牌都要用簡體字遷就他們、名店對本地人都看低一線。告訴我，誰是主、誰是僕，如今是誰歧視誰？不要同情大陸，因為「同情」是強者賜給弱者的，弱者沒有資格也沒需要講同情和原諒。弱者要做的只有反抗。當你的利益正被人家剝奪，而你還在高談咱們是一家人，那不是聖人，而是自虐。

「仇外」根本是個假議題。正如不會有人說亞馬遜的原著民驅趕外來伐木公司是「仇外」，因為重點是有人入侵他們的家園。

運動需要群眾，但是要動員群眾，煽情是必要的，尤其是在民情慣於冷漠的香港。學院派的潔癖在於看不慣那些被煽動起來的群眾對立、激烈的「蝗蟲」言詞，彷彿事事都要溫溫文文才叫好。然而，除了「訴諸民粹」，此時此地，又有甚麼能夠鼓動風潮？靠公民黨式溫溫文文的號召？靠知識分子長篇大論的「政治論述」？

甜心地慘會被叫作蓄生、李+X會被罵作「吸血鬼」，他們受到的批評，四方八面，也算不上斯斯文文，那又是不是「民粹」？五區公投建基於對議會的不信任、對北京的抗拒，訴諸平民，又是不是民粹？

問左派，是不是只有大老闆對勞工的壓迫才叫壓迫，一個國家對一個城市的壓迫就不是壓迫？大陸都有好人？那敢情是。但是，世上也有許多善良的老闆，那為甚麼左翼們還要對「資本家」口諸筆伐？因為剝削是個超越個人的體系嘛﹗

好人都可以做壞事，地獄之路由善意鋪成。我們常常都說一個罪惡的體制會令最善良的人作惡。道理是道理，但是事情一涉及中國、國族、新移民，很多人就連基本的邏輯都講不清楚。個體的善惡賢愚，根本對整個體系無關痛癮。大陸有好人又如何，大陸對香港的政經文化清洗還不是照老樣日夜進行？爭取本土利益，就等於歧視外人？那麼，大家以後不要再對政府示威遊行口諸筆伐，因為我們一樣在「搞民粹」，帶頭「歧視」政府。政府裡也有「好人」嘛，可能也有身懷六甲、有3P往績的港女職員。他們都好像好慘哦。那些見著甚麼都「於心不忍」的人士，快點收工吧，還在這裡混甚麼？

圖片來源：（1）（2）

曾蔭權一年又一年的拿著比奧巴馬還要多的年薪，辦事能力卻好像沒有十分之一，如今還要廣大的年輕人替他做義工，無償工作，幫他想辦法解決問題。曾蔭權的說法，頗有具獅子山精神的老闆作風。收最多的錢，職責是坐著指點人家做事。用權的時候就乾綱獨斷，出事的時候就反問為甚麼你們總是事後孔明，只懂批評，實在是一份優差。怪不得連豬和狼都爭著要做好這份工，跟諸位玩鋪勁。

在今時今日做個「年輕人」，最好是無腦膚淺的，不然天天都是嘔血的日子。那些可能連中文打字都不懂，普通話也不見靈光的社會賢達可以年年批評畢業大學生語文差勁、沒有國際視野。老人要求年輕人，是天公地道。年輕人要求有尊嚴的生活、甚至只是想要一個公屋單位，則是無建設的同時又要求多多。統治年輕人的老人們，著數和機會拿盡了，卻連後者示威遊行嘴頭罵人都看不過。

老人這些年來都沒管過年輕人的死活，臨走時卻擺出一個很聽你們意見的姿勢，然後後問你們為甚麼不提出建設性意見。花園街大火，商販人仰馬翻，人財兩失，還要應付政府取締他們的排檔生計，更妙的是還有人問他們，不拆排檔怎麼防止大火呀？說得好像那些商販是城市規劃專家似的。明明不是商販的錯，卻有人將商販當成「問題」，要商販自動「解決」。

或許我們也應該叫日本地震的災民不要再鬧政府，不如提出建設性意見看怎麼解決核電廠泄漏的問題。九七年以後，教改一改再改、濫開大學學位、行業傾斜、工種單一、住宅不足，都是上一輩人一手造成。然而，他們一邊將自己的子女送到外國，一邊毀滅本地年輕人的出路、生計和尊嚴，還有面目反過來怪責受害者：「你們顧著鬧，有甚麼建設性﹗？你們那麼厲害，那你們說怎麼辦？」香港從來是個blame the victims的城市，不這樣做，怎麼掩飾眼前鬼卒皆為妖。位高權重的那一批，個個十幾萬的月薪，原來卻做不了一點份內事，解決不了一點小問題。

六十多年前日本皇軍入侵香港，殺了三年零八個月，當中的黑暗歷史，自己去看。以歷史科不合格為榮的曾蔭權也許會想，嗯，當時的平民不應該只顧著鬧日本人，還應該提出建設性的意見，好像怎樣組織遊擊隊、想想遊擊戰術、戰鬥策略之類看怎麼打走日本仔‥‥‥

十幾歲的學生，荷爾蒙天崩地裂的，你情我願共赴巫山，也沒打算礙著旁人甚麼，他們卻不知道在這個dying的城市裡，沒有巫山，只有名城、盛世、御．皇庭等等豪宅。現實總是殘酷，充滿黑色幽默。付得起錢，才有一處立錐或是敦倫之處。 自古以來，中國人都是十來歲就已經成婚生子。而在今天的香港，即使我們在自己的房間和廁所裡打過N次飛機，也還是個要跟家人同住的學生。

好運找到個兩情相悅的，又能如何？沒有錢，就沒有做愛的地方。尋常的香港人家，家裡才幾百呎的地方，全家人都在，還談甚麼？即使幸運的人有個房間，望得全家人都在門外，也沒有可能盡興。要女伴不要呻吟，真是十分殘忍我見猶憐。其實毒撚一個更開心，因為不用煩惱沒有做愛的空間。最需要做愛的年輕人，要淪落到在公園、宜家、天台、學校廁所裡解決需要，被人攝下了，還要受見報之苦，遭恥笑之刑。泛道德的社會就只會高呼道德淪亡的單薄口號，卻沒有想過此違反倫常的城市正是他們自己一手造成。寒風冰冽之下在外野戰，十分不正常。但是一個連能否「順利」做愛，都要端看經濟背景的社會，就更加不正常。

古時太監受宮刑之後，不能敦倫，無法傳宗接代，就叫作「不能人道」。飲食男女，就是人道和人性。在這個數字經濟至上的地方，已經沒有人性可言。大庭廣眾野合，狀似畜生野狗，足夠那些安坐家中的親子王國網友笑罵好久。但那些有樓有地方的人，跟那對男女有甚麼分別？我們在房中是畜生，在房外面，也是畜生。分別只是有些人幸運，有一堆磚頭蓋著，沒人見著他們做畜生時的樣子。

笑甚麼，香港人，你也是畜生。

香港真人扑性 DAY 公園打真軍 夠應節[圖+片]

王仁宇其中一個最墨最多的論點是中國人「以道德取代法律」的民俗傳統。中國的傳統是上至朝廷，下至地方，在處理事務的時候，其執著點從來不是「誰是誰非」、「有效無效」，而是「誰人德、誰人不德」。縣官審案的標準是倫理綱常，如果實在無法定奪，只好「與其屈兄，寧屈其弟；與其屈叔伯，寧屈其侄」。張居正的政治經濟改革，嚴重損及士大夫的實際利益，只不過張居正與當時年幼的萬歷皇帝關係極好，張居正有代天行道之強勢，官員不得不從。於是當張居中死後，他生前的黑材料就被越揭越多。滿腔仇恨的官員對其作出的攻擊是「意圖謀反」、私生活「荒淫無道」、「蒙蔽聖目」等道德批判。道德批判總是不能證實，但又不能證偽。如影如魅，似有若無。

道德只是手段，權力才是真理

通過高揚的道德教條來滿足自己一己私利，是中國人在政治上、生活上的一貫模式。張居正死後，他實際上做過甚麼事、其新政對國家有甚麼益處，已經不再重要。他的名字已經被道德批評淹沒。萬歷易諸的爭端也無法用實際的方法來處理。由於沒有皇室繼承的法律，沒有憲法。於是易諸一事，也就沒有合憲和不合憲之分。由於明朝沒有這方面的成文法，於是萬歷也無法利用君主的權力修改法律。最終事情只能訴諸成憲和祖宗禮法。在儒家的道德禮法中，善與惡是唯一的標準。古代總比現代好。立長不立庶，是為萬古不易之真理。

來到香港，我們無時無刻都可以看見坊間充斥著這種古老的華夏遺產。《論語》說：「文質彬彬，然後君子。」君子的意涵，香港人是一點概念也沒有。但英國人的虛偽教化，畢竟也發生了作用。香港人覺得斯文的議員和官員，起碼都有「形像道德」。官員和議員實際做過甚麼，香港人是不關心的。但他們會關心這些「公眾人物」的言行舉止是否斯斯文文、陰聲細氣，因為這才合乎社會的道德標準。

司徒華以及其一手扶植的政客，十足十的香港中產形象。西裝畢挺、高學歷、溫溫和和，又會喊喊民主口號，形象上好像比工聯會好。實際上有多少人會去探究泛民在民生事務的投票取態、有多少人會深思司徒華多年存在對香港是得是失？不要緊。司徒華的道德好，為了「民主事業」弄得身無長物、多年不婚，諸如此類。故司徒華所做者，總不會錯到哪裡去。

香港地，工商學位一大堆。香港人不讀文學歷史的後果，就是目光如豆，看不穿事物的底蘊、搞不清事件的因果來龍。所以一個再低能的政府都能把這裡管得妥妥的。不要說權謀滿腹的北京，就是一群與糖衣毒藥無異的「泛民」議員也在香港混足二十年，可悲或可笑乎？

領匯上市和強積金之設，民主黨跟民建聯同樣是贊成通過的。最近，立法會更更進一步，通過要市民增加每月強積金供款。民主黨和公民黨乃全員投贊成票。就是納粹黨也不會強奪民產。而香港政府這些年來卻是一直以高揚的道德理由來向基金界輸送利益：「這是為了大家日後的退休保障。」大家的強積金到了最後會蝕剩多少？可以足夠你退休後花多少年？五年？十年？我真的不知道。我只知道基金佬會很支持這個政府。全香港的人都打本給他們投資，還有甚麼比這更好。強積金的實際運作是如何荒謬，根本不再重要。總之有一個道德的理由，政治正確，即使整件事只是一場金融騙局、魚肉市民的合法搶我 ，也沒有政客有膽反對。

這件事唯一投反對票的兩名議員，叫作黃毓民和陳偉業。這兩個人，我們不會談論他們的實際作為，我們只會談論他們說話大聲、言詞粗暴、「破壞泛民團結」、「立心不良」。同樣是只有道德批判。不能證實，也不能證偽。明朝發生的事，同樣會發生在香港。

潛意識的花瓶議會

我已經很久沒再聽黃毓民的節目，但我甚至不在乎黃毓民是否已經因為兒子而聽命於北京。我只看見他們投票時從來都比「泛民」靠譜。但「泛民」的主流從來都是民主黨之流。實際上香港人也不真的在乎「泛民」有做過甚麼，有沒有作用。他們只是想一批有「形像道德」的人坐在議會裡，好說服自己香港還是個文明的城市。所謂的民主派選民，不是從未意識到這個問題，就是潛意識裡已經或多或少認可了議會就是一個花瓶，不堪摔，也不應摔。既然都是擺設，何不挑個漂亮點的，好讓他們在極權中國日日月月的強暴之中聊以自慰，苟且偷生。

附表：

說到底，中國的文化實在太有穿透力。日本，韓國是顯例。一個承唐，一個襲明，都是中國文化的變體。就連南蠻之地的荊楚兩廣人民，耳濡目染之下，最終也成了「意識上的中國人」。二千年來，中國追求的不只思想的混同，還有國境的一統。中國的大一統文化通過低層次和高層次兩條路線往四方八面慘透。低層次的，包括民俗、飲食、語言、政治體制等等外力。高層次的，是歷史、民族感、文化、哲學，以及憂戚與共的感情。這是內在的、意識的，是文化的遺傳，揮之不去。古往今來，廿四史，大綱是帝皇將相他們的「社稷江山」。知識分子不論來自江浙、粵地、中原還是西南，在意識上一律是「中原人」，中央政權總是大於地方利益。(實際上，也因為中央是他們終南路上的目標)這些讀書人在亂世中仍然心繫家國，為中央奔走，多次挽狂瀾於既倒。很多皇朝的殘喘，都靠著地方的獻身。這種一直維持至今的意識形態，我們不妨以「中原情結」稱呼之。

「中原情結」在歷史上的作用

有一段時間時常看唐代的歷史。安史之亂之後的唐朝本來就應該壽終正寢。河朔三鎮及中原的節度使已經完全有能力脫離中央獨立。但東南各州(即陳寅恪所說的「東南財源型藩鎮」)的豐富物資卻繼續支撐著長安朝廷應付西北的邊患。東南藩鎮的叛亂少之有少，對朝廷忠心得很，可說是出錢出力支持中央，這不可說不是儒家教化及國家意識的「功勞」。國家國家，國先於家。

另一個例子是清未權臣李鴻章。曾有外國使節建議李鴻章率領東南各省獨立於清廷。當然中國分裂對各國撈好處總是有利的，但這個建議也是出於外國人認同李鴻章確有坐鎮一方之能力。兩廣及當時英治香港的鄉紳怕中原的義和團和八國聯軍戰亂會影響南方繁榮，也大力「勸進」李鴻章。最後李鴻章沒有成為兩粵的皇帝，東南各省只好自己互簽《東南互保》。李鴻章對滿清皇朝仍然是一片忠心，回京收拾義和團殘局。形勢惡劣，唯有與列強簽訂條約，平息眾怒，使李鴻章被憤青罵足一個世紀，謂其出賣國家利益的賣國賊。李鴻章終究沒有帶領兩廣獨立，以清朝忠臣的身份死去。朝廷在他死後贈太傅稱號，晉一等肅毅侯，諡號為「文忠」，對之極為表揚。這可不像中共最後也搶著讚揚司徒華的愛國之情麼。

感情戰勝理智的香港人

香港仍在英治之時，九七之期將屆，前途未明。當時以司徒華為首的民主派政客抗議英國人繼續管治香港。他們當時提出的要求是「民主回歸」。香港要「回歸」祖國的懷抱，要認祖歸宗，但是政體卻要民主。感情上，這些香港政客也是大中國主義者。他們沒有文化的根，心靈的安頓，自我的認同，只有從一個又一個中原皇朝的浩翰歷史中尋找。所以他們要香港「回歸」母親——中國——的懷抱

但理智上他們又知道中國是獨裁黑暗的同義詞，所以又天真又傻地同時要求「民主」。最終，是感情戰勝了理智。他們喊的「民主回歸」最後只剩下回歸，不見了民主。司徒華一直堅持的平反六四與「民主回歸」也是一脈相承，基於「中國情懷」。他著眼的是中國，香港不過是個施力點，難聽點講，是踏腳石。

司徒華死時，連共產黨也得說他「愛國」。這可沒說錯﹗平反六四，建設民主中國﹗香港算是甚麼？普選遲一點，不會死。

殘酷的現實

「回歸」中國與民主政體是互相排斥的東西。正如香港和中國的利益也是互相排斥。感情上香港人真是當自己是中國人的，是血濃於水，切肉不離皮，於是也顧不得理智。中國好，那香港往哪站？

讀讀本地史，就知道香港最繁榮的時候，就是各國封鎖中國，韓戰越戰打得中國士兵場血肉橫飛的時候。不然那時的香港又怎麼襲斷整個中國的出入口？但香港人真是中國來的，永遠都是感情用事，殘酷的現實總沒人願意講。實情與董伯伯所說的「香港好，中國好；中國好，香港更好。」恰好相反，宏觀局勢是中國越好，香港就越不好。香港的本土利益與中國的利益總是衝突的。

百多年前，自從滿清將香港割出去，就注定她的命運從此與中國分道揚鑣。再戀棧「母親」，就是不願長大。就像一個人到十多歲了還要玩玩具要媽媽抱一樣。這個道理，西藏人明白、新彊人明白，台灣人也明白，就是天真的香港人不明白。

老屎忽們說起自己年青時醉心紅色課題、保釣、搞六四罷課，一臉自豪，訕訕地說：「現在的大學生都不關心社會了，整日想著的不是走堂去兼職拍拖，便是吃喝玩樂，甚麼理想都沒有。跟我們那一代差得遠‥‥‥」神推鬼使之下，李成康因為「大人物」到訪而被困於樓梯間，出來還忍不住在鏡頭前哭了。大學生又出來示威抗議了，還有那些一直積極搞社運的大學生，天星高鐵菜園村，一浪又一浪。可見關心社會的大學生不是完全沒有的。

但那邊廂社會又會有人出來罵他們：「納稅人給那麼多錢不是給你出來『搞破壞』。做學生不是應該專心讀書麼‥‥‥」總之，社會賢達們讀大學時搞課外活動，就是追尋理想，光輝歲月。這一代搞課外活動就是不學無術，有破壞無建設。說得好像整個社會的大學生都在搞社運，忙著去衝擊林公公似的。我自己多想這是現實呢。但事實上撐得過那個滅絕人性但本質上又無聊到極的高考的青少年，上大學以後又有多少有心於社會，心胸有一點人文素養的墨水呢？

更多大學生忙著的是自我營造的「大學生活」，圍威喂的「人際關係」。還會有人無聊得挖空心思去取悅教授，企圖拿得高一點分數。比較多的是拍拖、兼職，吃喝玩樂‥‥‥香港人自己的人生價值亦只限於飲食男女，還好意思要求年輕人理想無限大，要興滅繼絕，最好拯救全人類。大專界偶爾出幾個示威遊行、去菜園村巡守的，卻已經是「搞寸party」，有破壞無建設。

誰的社會誰的Party

「搞寸Party」這個point真是可堪玩味的。它聽起來如此市井，但又反映出事實的本質。曾看過一篇文章說黑社會和政府的分別。其羅列數據、解析現象，最後發現政府和黑社會的分別真是少之有少。在一些三教九流，警察所不願管的地方，黑社會進駐之。支配當地的黑社會也會維持治安、鼓勵小孩子去讀書——黑社會同樣是需要秩序的。區內沒有治安秩序，黑社會的黃賭毒生意就要受影響。說到最後，還是錢作怪。黑幫鼓勵小孩子讀書不是相信知識改變命運——這句口號只是用來欺騙又天真又傻的人——而是不希望小孩子淪為街童，變成治安問題，影響生意，甚至加入敵對幫派。黑社會希望小孩子乖乖在學校讀書，不要管課室外發生甚麼事情——這就是現代社會中讀書的意義。

李嘉誠也會一臉道貌岸然自稱「君子愛財，取之有道」。政府官員、社會賢達會叫年輕人不要「太激」，不要破壞社會秩序、要理性和平非暴力，諸如此類。因為這個社會是他們的party，他們在派對裡非常快樂，有錢有女，當然不想派對停下來。遲來的年輕人，就不要發出雜聲，乖乖在外面讀書，之乎者也，才是最好。老練的成年人都是奸姣的，都口說一套心裡一套。理論上大學生是精英，應開風氣之先。一代一代的大學生，是社會的新陳代謝，也是社會國家的前進動力。但實際上成年人並不想社會進步。也許我們能有更好的賺錢方法。可以有更好的經濟結構、生活方式、生活環境、政治體制‥‥‥但李嘉誠和一干既得利益者，當然不會想變。這一堆東西變了，李嘉誠就不再是李嘉誠。皮之不存，毛將焉附？

很久以前，這個「場」還不算多人。PARTY裡的客人都有空間跳自己的舞。捧餐的、打碟的、清潔的、燒菜的，都有他們的位置‥‥‥現在？老人家覺得PARTY已經太擠了。他們關起大門，叫你在外面好好的、乖乖的讀書。還在外面多建幾間叫做IVE、展翅、毅進的屋子讓你們讀書，總之不要搞吋我們的party。總之統計數字要漂亮。讀毅進也不叫失業。至於這個社會最後變成怎樣，當然不是這些飲飽食醉條條揈的大爺會關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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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心靈深處我們業已放棄向前。大體港人之愚昧奴性，使其金權統治成為超穩定結構。股樓不破，則大政無以易改。零三年一役非關自由，使群眾數量到達臨界點(critical mass)者，乃經濟低迷，股樓齊趺。此時此刻，大政昏沉，是將亂之世。酒醒之人，也是苦行之人。

奮發上進者少有大徹大悟者，而多是頭腦簡單，奮勇向前，不作他想。而世所謂之聰穎者，因其聰明反受其識見感受所限。在治亂之間隙，賢愚皆無所作為。分別是愚者內心安穩，而賢者一心焦灼。瞧見國事日非，而無寸分能助。魏晉與今日大有相似之處。是歷史之夢囈。莊園者，樓盤也。王公者，業主及地產商也。兩代貧富之懸殊，同樣酷烈。昏沉之氛圍，皆窒礙難行。民智之低，概相差無幾。有識之士之頹廢，除食色男女，更甚者乃是妥協。比李嘉誠更牢不可破者，乃一無形之意識形態：資本取代個體，創造資本之人反被資本奴役。奴隸各自為政，以旁人待遇更差而大呼皇恩浩翰。愚民不識團結，而政黨領袖則放棄鬥爭。本市淪落至斯，蓋因市民大多怕事懦弱，不識公共，只知私利，落得力量分散，政府獨大。已有樓而上岸者，多袖手旁觀別人水深火熱。其懼怕改變之心，可見於中產上流念茲在茲之「和平理性非暴力。」

世上一切改變無有和平理性者。暴力乃一切變革之必要元素。港人不識天道好還之傳統說法。二三十年和平穩定，必然催生暴力風潮。沒有二三十年前的炒樓經濟，今天年輕人又何以出路渺茫、工種窄少、難以獨立？

尼采曾多論頹廢，謂之「當代的傳染病」。其哲學體系之目標，乃為克服頹廢。其大破大立，乃為對抗整個時代。尼采所觀察，是昨天亦是今天。尼采死於1900年，二十世紀初之當代德國，是威瑪共和之開端。稍有讀其史者，亦知其國民因一戰戰敗，其民生以及尊嚴嚴重受挫，乃催生納粹黨之崛起，於吾所見是頹廢之爆發。即便本市若干年後發生炸彈恐襲、刺殺官員，吾將不以為奇。此代港人目光如豆，只知香港有二三十年的和平理性，近如六七暴動也拋諸腦後。已上岸者也自顧涼快，誰管民無立錐。頹廢的背面是憤怒。衝擊咨詢論壇，對憤怒的人們，實在太過兒戲，太小兒科。他們渴望寧為玉碎之衝擊手法，為尊嚴而奮鬥。王棄王道，則民取霸術。上面既不行約章，下面亦不須守法。搞革命，是要死人、是要坐牢，失去僅有安穩。計算下來，也不一定是好結果。但歷史之重大變革，往往非由於人們足夠理性，乃由於人們決心拋棄理性。

菲傭來香港工作之合約，謂其即使工作滿七年，亦不可申請成為香港居民。此與基本法之相關條文精神違背，於是引來菲傭挑戰，是法制所容許，還有甚麼好吵？但不要忘記菲傭所執著者，不過是申請權，並非居留權。政府敗訴了，技術上也不等於五十萬菲人立即入藉。當菲傭申請來港之限制與白人、黑人無異，那又有甚麼問題？如果有問題的話，香港早就被白人黑人踩得陸沉了是不是？還是我們只是感情上不欲與菲人為伍，讓僕人堂堂正正「登堂入室」？

目標：「人大釋法」在輿論層面合法化

政府與傳媒各懷鬼胎，聯手營造政府一旦敗訴，便會立即有五十萬菲傭家屬來港，攤分社會資源的恐怖未來。建制爪牙立即亡命抽水，矛頭直指公民黨，還有港奸將事情扯到要求「人大釋法」‥‥‥其實群魔亂舞，是項莊舞劍，志在沛公。你以為他們真的在意菲傭能否來港？陳克勤的老婆要生仔，你認為他付不起錢去養和，用得著跟菲傭們爭床位？妖孽將事情攪大，無非是為了用五十萬菲人來臨的想像，震攝港人，將「人大釋法」粉飾為保護香港人的救星，從而在輿論上將「人大釋法」合法化。

中央當然有權隨時「人大釋法」，亂改法律，但其實社會普遍不接受。「人大釋法」是有政治後果的。但當市民接受了「人大釋法」，那中央便有恃無恐。日後中央破壞香港的政治方圓，還有一群香港人反過來謝主隆恩，豈不快哉？法律的問題該由法庭解決。菲傭是否有權申請來港，該由法庭仲裁。要求釋法的妖孽，是將香港的司法權雙手奉上。若此為中央示意，則是司法削藩。又是一宗井水不犯河水，河水卻主動來犯。

退一萬步來講，即便是菲傭真的可以申請來港，對香港財政造成一定負擔，也好過「人大釋法」的輿論合法化。兩害相權取其輕。不要為了消滅一隻小強就請一隻豹狼入屋。律師們高談司法獨立是香港成功的關鍵，我認為是陳義過高，也將歷史過度簡化。但香港的司法獨立卻是保障個體利益的橋頭堡。菲傭的事也可以「人大釋法」。久而久之，香港人最終會習慣了法律條文的原意可以隨中央政府的喜好而變。這次是菲傭，下次可以是言論、出版、集會、教育、房屋等等相關法律。當政府有權力解釋法律，便是朕即國家。個人利益失去法律之保護，轉眼便可輾碎於強權之下。

強權政治 VS 依法而治

強權政治是快捷，高效。「人大釋法」，不用麻煩，以後就沒有菲傭問題。法律程序？只有麻煩，效率低，一群律師肚滿腸肥。但法治亦因此相對穩定和客觀，成為社會發展之有效平台。而強權政治卻是此一時也，彼一時也。在大陸叫雞有時可以張揚，有時會被嚴打，全看上面政策、人事變動，漫無標準，是為顯例。

這個城市最可悲之處：她養育的子民，只有情緒（恐懼）而不察事理。販夫走卒餐搵餐食，無暇上網、閱報，思考，一個勁兒恐懼利益會遭菲傭分薄。政府是聰明的，先拿走你們的利益，然後恐嚇你們說有怪獸要來搶你們剩下的利益了，你們要打走怪獸，只要交出更多權力給我就好。事情在本質上就是如此簡單。

香港人會看射雕，知道南宋，但眼界畢竟是小。南宋聯蒙滅金，最終為蒙所滅——歷史又在重覆了，只是這次的劇本更加愚蠢。不是南宋朝廷為勢所迫孤注一擲，而是港式smart asses自以為泊到好碼但卻是引狼入室，最終車毀人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