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弱者沒有資格憐憫敵人。在亂世之中，只有敢罵敢打，才有生路。先要夠惡，才會有人跟你講和平。大陸人踩上心口，就是因為香港人到這個地步還跟他客客氣氣。許多無憂衣食、不受陸客影響的逍遙學者、政客，當然能夠出來誇誇其談要和平理性，但是他們的言論卻是完全抽空了陸潮對香港根本的破壞性，無視香港有不少人正在切切身身地受到影響。究竟這些日日夜夜出言護短的人是天真還是別有用心，我真是不明白。

包容甚麼，文化差異甚麼

好像香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的周保松教授就說：「內地遊客不是蝗蟲，他們來香港觀光購物，不僅推動香港經濟，同時帶來良性的文化交流。」（全文）究竟內地人可以怎麼用屎尿和我們交流，我真的不清楚。也許我們可以跟他們研究一下排便姿勢的歷史源流，或是根據屎尿顏色來判定身體狀況的中醫理論？難道有人在你家隨地大小便，也是周教授所說的「文化差異？」如果非洲的食人族來香港獵人頭，周教授也一定不會認為這是謀殺，因為獵人頭是食人族的文化。這只是文化差異，我們應該包容才是啊。又或是大陸將他們那套一黨專政的制度套在我們頭上，這也是文化差異，大家也不要反抗了，不然我們就是歧視中共啊。上世紀三十年代，納粹德國迫害猶太人，是整個德國的文化，你是不是要叫猶太人包容一下德國人？因為這只是德國人和猶太人的文化差異啊？戰鬥就是德國的文化，你怎麼要歧視他們？這些溫文爾雅的學者，實際上是顛倒黑白。明明是香港人正在受害，卻被人說成是迫害者。

不要說我上綱上線，無限聯想。因為周教授也不過是執著「蝗蟲」一詞、一個廣告的用詞，就將香港市民因為日積月累的壓迫，而迫於無奈發出保護自己城市的訴求上綱上線成種族歧視。周教授可以無視本地孕婦、醫生護士、一般市民的不便和苦楚，不是他只知國而不知有家，就是他生活太過舒適，在辦公室裡坐得太久。總之有人根據客觀事實指出大陸人的不是，就會被他們一腔腦兒地定性為「民粹、歧視」。

不要說周教授被人「圍攻」，至少活躍於陶傑身邊和文字媒體的健吾也出來護航。但是健吾的維護，最後也只能空洞地歸結於周教授的教學熱誠。在健吾的眼中，對他所敬愛的周教授提出質疑的，就是「以散佈仇恨和挑起罵戰作為他的資本的鍵盤戰士」。不禁令人感嘆，有因人而廢言者，亦有因人而護短者。我不理會周保松本時的教學和人品如何，其言論有可議可厭者，為甚麼不可以批評？難道一個好老師發的膠論就不是膠論嗎？你最多跟我辨論那是不是膠論吧？即使批評他的言論，也不代表否定他整個人和教學貢獻。還是健吾口裡說不，身體很誠實，又要瞧不起人家，謂其「鍵盤戰士」，心裡又害怕「鍵盤」會有殺傷力。

仇恨作為一種戰略

民粹和仇恨在今天都是必須的。你們說大過錯在政府上，那敢情是，大家都同意，可是，怎樣迫使政府改變？靠尊駕長篇大論的政治論述？靠學者政界勢孤力弱地跟政府講道理，希望它良心發現聽你的話？十幾年來，一事無成，只因與群眾脫節，不懂、也不敢操作民粹，所以每一次的政治事件總是由敢於「政治不正確」的建制派收割成果。政治不僅是西裝畢挺的在立法會裡辨論，煽情的民粹動員，也是常規手段。如果訴諸民眾，就是民粹，那全世界的民主選舉都是民粹。這些「意見領袖」不論有心無意，其立論的立足點都是否認中共正在殖民香港的戰略現實。他們在「蝗蟲」一字紛紛攘攘，不是轉移視線，就是目光如豆，見樹不見林。

因為往日犬儒鄉愿，所以今天山河盡染紅

政治的世界就是弱肉強食，沒有拳頭，你提出一千個訴求都沒有份量。十幾年來，政府有哪一次是聽道理的？反共對一般人來說，真是虛無飄渺。談生計、談床位，他們就明白。不煽動仇恨，又如何團結一般市民、喚起他們強烈關注？沒有煽動起來的民粹，又何來傳媒有如群蟻附膻的日夜報導？歸根究底香港是受侵略的，根本沒有資格講「害怕衝突」。因為因為中共殖民戰略所造成的衝突已經存在已久，你不去解決它，就是它來解決你。不要跟我談甚麼種族主義，在這個被侵略的時刻，本地人再多的罵、再多的打，都是正當防衛。但是這在左仔的眼中，就是種族主義。有個白人被黑人強姦了，左仔會說，不要歧視人家是黑人，你知道人家家鄉有多窮嗎，你被人強姦，應該包容一下。你喊痛，你是不是在搞種族主義？

為甚麼怕亂、怕民粹？十幾年來，香港就是中共的殖民戰略中被吃得穩穩妥妥的一池死水，一點也不亂。香港人很理性和平，也很犬儒鄉愿，不敢打、不敢怒，所以才落得今日的局面。香港再不亂，你們以為以後還有機會嗎？對不起，以後不會再有一個很亂的香港，只有一個整整齊齊沒有異議很和諧共融的Xiangg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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納稅與否和公民身份

的確，用「有沒有納稅」來作為公民身份的界線，無疑是充滿古希臘時代的雅典風情，一點也不設合現代。但是這也不代表香港不存在公民身份的界線。即使香港是一個移民社會，也不代表公民身份是隨意浮動，任由外地人自出自入。雙非人來花錢，卻不在港居住、工作，他們帶來的只有橫流的熱錢，卻沒有實業的供求，與長居本地，必須落力投入工作的新移民不同。況且，「貢獻」不一定是實際的金錢。本地人在高地價政策的香港裡生活、供樓、工作，所付出的（或是左翼所說的「被剝削」），就已經與雙非旋風式來港消費，然後絕塵回國大大不同。即使香港的城市主體是在不停流變之中，這個流變的主體也壓根兒不包括雙非人及其子孫。所以修例阻截，收回居權，合理之至，與歧視和群族等等沒有丁點關係，只是實落一個城市最基本的人口審批。

「投放資源」的迷思

左翼社群另一個時常說的論點，是陸婦來港產子，並不是造成醫療資源緊張的原因。真正的原因是由於醫療產業「私有化」、政府不肯投放資源云云。究竟他們是否將醫療產業當成派六千元一樣簡單的事物？錢可以解決的問題就不是問題。「醫療產業」涉及的是專業人手。人手不足，則有工無人做。培訓一個醫生、一個護士，要多少人力物力，要多少時間，有看tvb的師奶也會略知一二。霋時之間，如何增加醫療系統？那敢情是減少需求，比較容易。就算我當花錢就可以解決問題，香港政府又有沒有義務去為一群沒有公民身份和居港合法性的人付出額外資源？在九七之前，何曾聽過陸港兩地孕婦爭床位？

為了下一代有更好的將來？

於是左翼社群又會回到道德論述。他們會說人陸港人民，不分貴賤（誰不同意呢？），陸婦來港生子，只是為了下一代有更好的將來。這個論點聽來十分合理，其實想深一層是十分可笑。一個非洲人偷渡到美國，說是為了孩子更好的將來，美國人可能會心感同情，但是也不能自壞規舉，將國家當成善堂。何況，那些肚滿腸肥，來港只是花錢消費香港醫療系統的大陸新富，與新移民不一樣。這些人跟香港沒有一點關係。他們生了，就回大陸去。居權只是一個他們其中一個貪圖的著數和贈品（就如醫院中的牙刷毛巾之類）。

這些人付得起高昂的私家醫院費用，在廣東道上橫行霸道，意氣風發，以新富暴發為榮，還好意思說這個理由？祖國不是崛起了嗎？祖國的將來不是更好嗎？但是他們一被本地人指罵了，就馬上裝出一個可憐狀，把自己用腳投票背叛祖國的責任推得一乾二深。大陸好景，就留在上面。如果發生甚麼大事，就下來香港避難。香港將來會成為這些人的水泡，必定是潛在負擔。中港大團結，香港成了水魚，很高興麼？

本地人的上一代都是蝗蟲？

左翼又會說，你們沒有資格說人家是蝗蟲，因為你們的上一代都是蝗蟲，這聽來也很對，是不是？我說這簡直是智障。上一代香港人不是蝗蟲，因為當時的香港是百廢待興，人手短缺。難民來到，不是惡性競爭，而是可以同舟共濟。甚麼是蝗蟲？某些種類的草蜢如果繁殖太多，生存空間和食物不足，求生本能所致，會突然異變。牠們的體型增大，變得兇猛無比，聯群結隊洗掠農田，此農業社會蝗禍之由來。可見生物的行為，是由於環境所影響。以往香港的環境尚未擁擠如此，所以來到的只是草蜢。今天的香港是人浮於事，寸金呎土。有人再來，就是蝗蟲，也迫全香港人互相惡性競爭，大家變成蝗蟲。阻截雙非後代得到居港權，是為了雙方人民，出於人道考量。以救世為志業的左翼應該支持。

內部的殖民

本地的「進步社群」與中共系出同門，雖然一方在朝一方在野，但是批評群眾的方向也十分相似。群眾一提「本土」，就會被他們大批「懷念殖民統治」（而事實上也的確如此）。然而，他們只會猛烈批判英國殖民者，卻對大量非本地人得到公民權視而不見。陸婦可以衝急症、可以插隊，與香港毫無關係的嬰兒落地就能拿到居留權。同文同種，只是一個用以隱藏中共殖民圖謀的晃子。陸婦來港生子，不論有心無意，本質都是殖民，中國人就是香港的殖民者。可是左翼卻困在馬列的理論中，不願面對現實：那些心態單純，一心來生子的陸婦背後，是中共有系統的政治戰略。不要十九世紀式的民族主義上頭，彷彿同文同種就必須同聲同氣，資源共享。本地人要求使用分先後，就是歧視、自命高人一等，還要被扣上「崇洋媚外」的義和團式帽子，批鬥一番。

左仔喝的是西人馬列的奶水，眼光總是停留在十九世紀的帝國主義時代。殖民一定來自異國嗎？對不起，自古以來，中國的殖民地就是中國，中國境內每一個地方都是中國的殖民地。香港今天也是殖民地，你沒聽過黃子華嗎？

對「文化中國」的迷狂和膜拜

但是在現實中，這個在他意識裡被叫作「中華文化」的東西業已不再存在。他所研究和敬拜的夏華，已不復是一個實體，而是透過古老的文本、歷史、詩詞歌賦所遺留下來的一種集體印象。一個一個朝代的興衰、一個一個民族的崛起和敗亡。印象中的中國與現實上的中國必然是不同的。然而，在文化學術的境界中，「中國」作為一個政治實體總是被忽略的。中國人談論中國文化的時候，總有很強的去政治化傾向。我們傾向談論「印象中」中國文化的光輝美好一面，而將其陰暗的一面造成的破壞草草歸於「現實」或是「政治」二字。

中共執政以後，在冷戰的封鎖格局以及一連串政治浩劫的洗禮下，中港兩地的交往氣若遊絲。居於香港的人無法窺探中國實際上已經變成怎麼樣。中共入主大局以後對「中國」這個概念的現實改變，就連當時最敏感的知識分子也不可能感受得到。在中國文化的號召下，我們幾乎是全民心懷著一個遠古的「中國印象」，在情感上膜拜著我們所不認識的「當代中國」。

一顆愛國心碰到皇帝的冷屁股

於是，傳統一輩，由於現實的政治阻隔，他們對「中國」的目光必然是跨越時空的「文化認同」。然而在現實中，中國對香港的目光卻只有權衡利害的「政治戰略」。兩者相遇，正是庶民的一顆愛國心碰到皇帝的冷屁股。周恩來對香港的看法是「長期利用，充份打算」，無疑表示了其戰略目光。然而，對一個只會以權術相待的機器，我們卻因為對「文化上的中國」的傾慕而連中國帶來的現實劣勢也視而不見，甚至照單全收，甘之如飴。

鄧小平接收香港的戰略，基本上與毛澤東時代入主西藏無異，「移民」是宣諸於口的陽謀。毛澤東在《西藏自治區人口發展五條計劃》說：

「西藏是一個地廣而人口稀少的地區，所以要移民其中，從現在的二、三百萬到五、六百萬，到以後要超過一千萬。」

香港在九七年以後，移民審批權也必然落入大陸手上。港府作為中共在港的代理人，也對內地孕婦來港產子顧左右而言他，正是要玉成其對香港「輸入大量移民」的戰略。

從周公東征的武裝移民，到今天大量移民輸入香港，也只是同一個「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思路。中央對地方的人口政策，從來都是旨在以人口為武器，在無聲無色之間瓦解一個「非我族類」的異地文化和意志。

「華夏」作為一個迷惑眾生的象徵

可惜唐、錢、牟等人已經作古，活不到今天去聽聽大陸「教授」口抹橫飛的「香港人是狗」的豪情壯語，沒有機會感受一下「愛國之痛」。一心擁抱中華，自覺同文同種、有責任「建設中國」，是許多知識分子的心情。但是今天的中華而非昨日之中華。書本上的那個禮義之邦，只是一個迷惑我們至死的魔咒，使我們無法認清殘酷的現實，使我們無法將理想和現實的中國分割審視。

香港人心底裡總是痴心愛國的，這也反映在每年的六四集會上。然而，再義薄雲天的舉動，也是無關大局。因為我們愛戀的只是我們想像中的中國。真實的中國變成怎樣，你看看廣東道上的大陸客就知道了。

即使被大陸的「教授」罵到臉上了，本地的左翼社群還可以為對方辯白說項，重覆著那錄音機般的「那只是個別例子」‥‥‥一切一切，都可以視為舊日知識分子愛國情緒的延續。往日的知識分子執著的是「中華道統」，而無視真實的大陸已成文明廢墟。今天的左翼青年則死抱著自以為普世的「公平正義」，而不理會中港兩地同床異夢的必然狀態。兩者的理想同樣高遠，亦同樣著了「中國理想」的道，在文化和國族的糾纏之中作繭自搏。

倪匡對「愛國」的總結是：「你愛國家，但國家愛你嗎？」同樣地，當我們一腔熱血地跟大陸人講公平的時候，其實大陸人想的是不是跟你一樣？你想跟他和平共處，但是他覺得有必要麼？他們是來當大爺的，本質就是來討債掠奪的。他只想著自己的公平，而不會管你的公平。你敬他一丈，他不會道謝，更遑論回敬你一尺了。

因為他們的身段太高，下意識總覺民粹是負面的東西。民粹是一種大眾對現狀不滿、對當權者不信任的意識形態。大眾的訴求，就是反對大陸的經濟掠奪、文化清洗、人口殖民。「民粹」的出現，畢竟需要一個適合的大環境，決不是一兩個人可以煽動出來。而追求公眾利益的「民粹」，為甚麼不是個好東西？然而，一些同情心泛濫和理論上腦的人在這個階段就急不及待將整件事與「歧視」、「種族主義」扯上關係。總之群眾運動不合他們的心意，不是高舉「反對資本主義」，他們就有帽子要扣。

然而，「香港人歧視大陸人」只是他們脫離現實的想像。在現實中，大陸人是主，香港人是僕。香港人連自己的人口政策都沒有權力過問，眼睜睜看著大陸人把香港搞得烏煙瘴氣、樓價暴升，前者還說得像是施捨香港一樣。現在連路牌都要用簡體字遷就他們、名店對本地人都看低一線。告訴我，誰是主、誰是僕，如今是誰歧視誰？不要同情大陸，因為「同情」是強者賜給弱者的，弱者沒有資格也沒需要講同情和原諒。弱者要做的只有反抗。當你的利益正被人家剝奪，而你還在高談咱們是一家人，那不是聖人，而是自虐。

「仇外」根本是個假議題。正如不會有人說亞馬遜的原著民驅趕外來伐木公司是「仇外」，因為重點是有人入侵他們的家園。

運動需要群眾，但是要動員群眾，煽情是必要的，尤其是在民情慣於冷漠的香港。學院派的潔癖在於看不慣那些被煽動起來的群眾對立、激烈的「蝗蟲」言詞，彷彿事事都要溫溫文文才叫好。然而，除了「訴諸民粹」，此時此地，又有甚麼能夠鼓動風潮？靠公民黨式溫溫文文的號召？靠知識分子長篇大論的「政治論述」？

甜心地慘會被叫作蓄生、李+X會被罵作「吸血鬼」，他們受到的批評，四方八面，也算不上斯斯文文，那又是不是「民粹」？五區公投建基於對議會的不信任、對北京的抗拒，訴諸平民，又是不是民粹？

問左派，是不是只有大老闆對勞工的壓迫才叫壓迫，一個國家對一個城市的壓迫就不是壓迫？大陸都有好人？那敢情是。但是，世上也有許多善良的老闆，那為甚麼左翼們還要對「資本家」口諸筆伐？因為剝削是個超越個人的體系嘛﹗

好人都可以做壞事，地獄之路由善意鋪成。我們常常都說一個罪惡的體制會令最善良的人作惡。道理是道理，但是事情一涉及中國、國族、新移民，很多人就連基本的邏輯都講不清楚。個體的善惡賢愚，根本對整個體系無關痛癮。大陸有好人又如何，大陸對香港的政經文化清洗還不是照老樣日夜進行？爭取本土利益，就等於歧視外人？那麼，大家以後不要再對政府示威遊行口諸筆伐，因為我們一樣在「搞民粹」，帶頭「歧視」政府。政府裡也有「好人」嘛，可能也有身懷六甲、有3P往績的港女職員。他們都好像好慘哦。那些見著甚麼都「於心不忍」的人士，快點收工吧，還在這裡混甚麼？

圖片來源：（1）（2）

此一時也，彼一時也，原因其實十分簡單，但今天不會有人承認：當初的八九民運是發生在一個特殊的時空裡，那是共產主義陣營急速劇變的年代，又是香港前途未明，中共回收治權的陰影大張之時。港人出錢出力，將希望寄望於天安門前的民眾和學生，其中當然有希望民眾訴求得到實現的良好意願，但其本質有更多是與買股票無異。我們與帝都相距萬里，又在英人治下，又何妨賭一把。我們賭的、我們渴望的是學生真的能把中共迫得大變、甚至崩潰，那麼香港就不用「被收回」，英國就可以繼續管治香港，大家的生活就可以繼續安定下去。事情中固然有人性的美好，但也不要忽略借刀殺人的自私心理。大家想民主來到中國，因為他們確信這樣對香港和他們有利。說到底，要從尚算文明的英國手上被一個第三世界的極權政府「收回」，誰都不願意。那個時候的香港人，是最唯恐天下不亂的時候。

但是今天情況已經不同了。中共已經接管香港十五年，一切已成定局與歷史。中國的經濟每年上揚，也足夠香港人沖昏了頭腦。在他們眼中，已經不存在對中共崩潰的幻想。所以其對中國的維權運動冷漠至斯，又有甚麼好奇。反正不相信中共會倒，也認定了中共倒台會令他們利益受損，又何需聲援之。六四事件的意義後來在香港被神化，也不過是民主派出於政治需要而刻意為之。一切的粉飾和導向都是在事後進行。況且在中國血腥鎮壓，滿地屍骸的血債，足夠震撼，可以讓人把一切其餘問題省卻。當初的功利計算也不會有人再提。如果你要說這種心理是醜陋的話，那當時就是香港人最現實地考慮自身利益的好時代。

今天，是最壞的時代。與六四事件一樣，香港人糊裡糊塗被那些政客愚弄了二十年，習慣以高揚的道德口號代替切身的利益考慮。結果就是一國與兩制不分、國家利益與本市利益不分、民主和專制不分。結果司徒華為著那些虛無的中國理想而犧牲香港的利益，帶領民主黨轉投建制，也沒有受到廣泛的批評。一切現實都被道德判斷所淹沒。司徒華死了，但是他的影子仍然籠罩著人心，帶領著香港人沉浸在血濃於水的「中國夢」裡，無視自身優勢和利益被中國一點一滴地掠奪殆盡。

圖片：大紀元時報

總之就是有人覺得香港的地方意識太高，國家必須「嚴打」整治。先不講香港人的那些要求都是卑微得緊，大眾也根本沒有自行我道的勇氣，就是香港未來真的有人喊出了獨立的口號，北京也沒有資格批評一句，因為中國共產黨本來就是一個熱衷搞獨立的組織。一個甲子以來，中國在共產黨的統治下，國之不國，統亦不統，何來資格去說人搞獨立？因為從毛澤東以來，官方的辭令總是以「黨和國家」開頭，意味的不只是黨高於國，更是黨之分離獨立於斯民斯土。如果獨立意味著的是一個地方從國家裡分離出來，那中國共產黨自己又何曾服膺過這個國家？當中國共產黨的首要目標並不是貢獻全國，而是要全國去供養黨。全國最有離心的就是共產黨，它又有甚麼資格去說地方離心？天子先禮崩，諸候後樂敗。人必自侮而後人侮之，懂乎？

中國從來不是一個整體，而是對一片土地的統稱。中共接受蘇共的援助開始搞革命，實際上也就是在殖民者的地上搞獨立。建蘇維埃區，是獨立。搞農村包圍城市，也是獨立。滲透國軍打諜戰，更是在人家黨內搞獨立。昨天搞獨立的人，今天唯恐一個獨字出口，分別在於中國共產黨由被殖民者變成了今天的殖民者。古往今來，中國的殖民主義不是向外殖民，而是向內殖民。對中國的官員來說，其治之地，不過是供其漁利之池。其管之民，不過是奴役的對象。外國的帝國主義是奴役別國的人，中國的帝國主義是奴役自己的人。中國的統治者從來沒有國家的內外之別，只有階級的上下之分。國家這個概念從來只是用來愚弄小民，在統治者眼中從來沒有國家這回事。

所以依法而治，法是用來治民，不是用來規範自己的。中共自己就從來不將黨納入國的規範中，它的利益和優勢就是在這種合法與非法之間的獨立狀態中。一個因為獨立狀態而得益的組織，最怕的當然也是地方政府的用同一套方法運作，變相架空自己的權力。但是千百年來中國政局就是在地方政權的衰落和崛起之中輪迴。每一個進入中國的政權都會變得太想控制一切，最終的結果就是每個地方與上級的權力鬥爭變得越來越嚴重。地方官員對平民的剝削只會因此越來越無譜，民眾先有離意後有反心。怕事懦弱的香港人搞不起港獨又如何，天下還有這麼多的省市。她們雖然仍在同一個名字下，但其實已經在搞獨立，不聽中南海「維穩和諧」的政令了。不然那些起來抗議的廣東人又是被甚麼人、被甚麼方法迫成這個樣子的？

事實是，一天有功能組別，民選議員的提案和決定都可以輕易被否決。民選議員所謂的三分一否決權，也是作用有限。行政機關固然可以通過行政手段繞過立法會，而所謂的民選議員，立場也是十分曖昧。不要自作多情，認為所謂民主派必定代表閣下的利益。所謂的「泛民」繼續存在，只有形式上的作用，而沒有實際作用。而這個形式上的作用，一直以來是有利於北京，卻被香港人有意無意地忽略了。

對中國人來說，形式即是實在。古老的中國皇朝的統治輪廓，就是在無數的禮議和磕頭中勾勒出來的。古代的中國皇朝對控制如此龐大的彊土是力不從心的。單靠外在的行制和法律手段去統治，秦朝已經試過了。代價是同樣龐大的行政成本，再中央集權的官僚系統，亦無力應付。失控的體制和紀律，後果是各地的官僚不是聚斂無道，苛待人民，成為起義源頭，就是背暗投明，投與起義。秦朝以後的中國皇朝，一律以禮議治國，試圖以禮議和四書五經的規範，取代法律。以這種消極但有效的方式，在地方上建立自己運行的教化和仲裁系統。一般來說，鄉村地方發生問題，總是在家族中由長輩出面解決。再不然，就是村中的士紳、鄉官或是有名望的人出來說句話。所以在地方上，行政人員向人民是兩個互不相干的單位。除了徵收稅糧人丁，地方事務基本上是無為而治，小民自化之。

現在我們可以從民主派存在於香港的情況，來理解看似不可思議的禮治制度。禮議的存在，繁文縟節的天天維持，從天子到平民所服膺的那套龐大禮制，雖然是虛幻，但實際上卻完全改變了人的行為模式，忠君愛國，然後以君代國，最終成就了龐大的統一皇朝，可以依靠道德力量從內在維持。「泛民」的存在，是本地行政獨大、黑廂作業的政治遮醜布，又是一種幻象。讓人覺得香港仍有一股「民主勢力」，讓人安心，生活如常，不用自己思考出路和行動綱領。讓人假定了理性、和平，非暴力可以解決所有問題。

在古代，禮議的存在不只是為了強化上下尊卑，而是影響了人的心理，改變其行為，實際上穩定了政局。東漢以後，縱有皇帝被人殺害，也叫「弒」，是公論所不容。曹操大權在握，仍留著皇帝，知道「天命不在我」。但看看同期的羅馬帝國，皇帝不是被元老院殺死、就是被軍隊推翻，上層貴族也喜歡刺殺他們不喜歡的皇帝。中國的穩定，弒亂頻率之低，人們打從心裡的服從，是尚武的羅馬人想像不到的。

回到香港。今天北京的策略已經不同。它根本不在乎議席的多少。攻城為下，攻心為上。議席可以買回來，但人心卻不能。現在北京想做的，不是想毀滅個別的政黨或是組織，而是毀滅支持者的鬥志，吸引大多數人服從它。具體的方法，是散播懷疑。誰人都彷彿在幫共產黨做事。扣著黃毓民的兒子久久不放，流言四起，謂之為救子而受命「搞散泛民」之說，甚囂塵上。再者，給點甜頭，就引得民主黨支持政改，支持者大失所望，與追擊派天天夜夜地爭辯。有反抗意識的市民，自己也被搞糊塗了。無謂爭辯對錯，亂七八糟的議會政治的客觀輿論效果，就是一般的市民更覺煩悶。他們看著這群疑似民主派的人天天夜夜——因為甚麼原因也好——胡言亂語，自然離棄，轉投「務實」的國家體制，以及其附帶的那種麻木的生活方式。

「泛民」根本就沒有新的抗爭定位和策略，北京也樂得「泛民」這個爛招牌繼續放著，任它繼續腐爛。就如古禮儀之作用，是為了攻心。一個腐朽的「泛民」，其當下的存在是為了強化香港人「別無出路」的心理印象。過些年，北京等著的是萬民歸心，不戰而屈人之兵。他日普選特首，也不用害怕結果。根本不用殺掉泛民，讓它繼續出醜，就能一點一滴挫折、馴服香港人。

讓人們慢慢打從心底灰心、服從，比起每次選舉明刀明槍指派建制派去打，去賄選、去統戰，實在高效太多，而且節省太多行政成本了。維穩費，大陸自己多多都不夠。統治一群羔羊，連牧羊犬都不用養，羊群自己就會乖乖守秩序。

要用一個詞語形容黃耀明的其人其歌，非「華麗」、「魅惑」、「中性」之類，而是「曖昧」。穿過音樂，觀照音樂的文本，是一首一首隱密的詩，暗流著一股與現實世界的曖昧接連，用一種晦明不定的姿態批判著某些現象。他不像黃貫中那樣張揚、狂熱，而是將訊息隱密，碎散在音樂形象的每個角落。你一定看得見，但又不能肯定，他也鮮少解釋。就讓你們猜，讓你們自己作出解讀。

【拂了一身還滿】的音樂質感令我想起他九二年的單飛處女專輯【信望愛】。同樣的電音橫飛，意象虛幻華麗，歌詞似批評也似自嘲。【信望愛】用聲音和文字描繪了世紀未以前的浮華香江，那種人人豐足，無所事事的虛無意境。而二零一一年的【拂了一身還滿】的節拍是更加強烈、焦躁。文本所指，則轉為經濟正在崛起的中國大陸，或是更宏觀的「中國時代」。中國咳嗽，全世界便患了傷風。今天的【拂了一身還滿】依然曖昧，一隻腳卻已踩到了社會以及政治的界內。不過，因為一群作詞人靈巧如蛇，內地的文化審查機關也抓不著誰的尾巴。

曖昧的踩界在《下流》高呼「他們往上奮鬥，我們往下漂流」之類。這些字句聽在中國蟻族或是港台兩地無法向上流動的青年耳中，真是百感交雜。這次他還挑了十年前的《紅眼症》來翻唱，不知是誰人神來之筆的主意。十年前聽丁菲飛的《紅眼症》，也沒有今天的心情。舊日的文本在今天重新，便有了新的意義。舊日尋常的羨慕旁人，今天便成了窮人仇富的夢囈。「假使想世界和平，應公平派發每段運程。只可惜我愛人人，人人都愛你那個海景。假使想世界和平，應分裂你去締造共榮」可不像一段無產青年跟李嘉誠講的話嗎？選曲的藝術，在一個流行歌唱比賽、台下「老師」們打分評論的時代，是那麼矜貴。

別來春半
觸目愁腸斷
砌下落梅如雪亂
拂了一身還滿
雁來音信無憑
路遙歸夢難成
離恨恰如春草
更行更遠還生

是歌名也是碟名，「拂了一身還滿」，句自「詞聖」南唐末代皇帝李煜。傳說是李煜被宋太祖趙匡胤滅國，軟禁於北方，為抒發鬱結之作。寒涼的北方，只有冬雪。愁緒像落梅。拂走肩上的梅花，馬上又落了滿身。冬過了，春草像離恨，走多遠都在腳下盛開。流轉的意象，滿詩的鬱結、南北對峙，政治隱喻。放在今天，是如此曖昧。

以往的人勸人自勸，叫人勿談國事。但寫詩寫詞，都禁不住一泡眼淚。現代人常用的「剪不斷，理還亂」，也是李煜手筆，說的還是此恨棉棉無絕期，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李煜最終被趙匡胤毒死，但宋朝後來也被滅了，南宋的辛棄疾也要寫句「卻道天涼好個秋」。說到秋天多好，但終究還是對照出政治的鬱結無可抒解。中國的文人就是有這種詠物抒情的傳統。最深的哀愁不是男女恩怨，而是眼看一城一國的衰落而無能為力。

李煜無政材而亡南唐，是如此。南宋的辛棄疾欲復宋而終無功，也是如此。千多年以後，世間仍是拂了一身還滿。在中原最南端的一個小城，也像南唐末世，醉生夢死，坐食山崩。一群快活的人在清歌妙舞中等著來自北方的毀滅。問魯迅，在一間已經漏煤氣的房中，是叫醒他們還是由他們快活的睡死去？怎麼做都好，醒著就是咀咒。勿談國事，做得到，也是一樁人間美事。

拂了一身還滿
黃耀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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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第二次青春
02　車路士的男孩 (粵)
03　汕尾以南
04　下流
05　小心許願 (粵)
06　紅眼症 (粵)
07　四大發明
08　拂了一身還滿
09　最大的宮殿 （大紫禁城 I )
10　飛飛飛 (大紫禁城 II )
11　燕子飛 （大紫禁城 III )
12　絕色 (粵)
13　切爾西的女孩

「憐憫與那些提高我們活力而使人奮發的情緒相反；它有一種抑鬱的效果。當我們感到可憐的時候，我們的力量便被剝奪了。這種為苦痛所加於生活的力量之喪失，又進一步為憐憫所增加與擴大了。憐憫使痛苦蔓延。在某種情況下，它可以導致生命與活力完全喪失。」——尼采

人鬧完了，悲天憫人了，感覺良好了，自己的事卻不見他們如此關心。一如東華水災慈善大匯演、四川地震濃情大匯演，錢捐了就是捐了。錢到了誰的口袋，事情的來龍去脈，根本無關痛癢。上教堂的人也不過是為了內心好一點。談完六四，義憤填膺了，轉個頭便繼續上班上學，黃袍加身繼續上演。

六四的巨靈這二十多年來一直揮之不去。大家念念不忘，談它還多於談自己的事。因為香港人是憐憫自己「血濃於水」的「同胞」的。看見天安門前滿地子彈、鮮血，坦克下的血肉，叫人不禁同聲一哭，與國內同胞相擁跪地。這就是同情，這就是憐憫。當一個小孩割傷了自己的手指，他因此而痛哭，是如此正常。但當旁邊的人見狀，也感同身受，喊了出來，我們會說這是誇張，矯情。當割傷手指成了血腥清場，當兩個人變成了兩地民眾，事情卻變得非常不同。當香港人二十多年來將他們傳統的政治焦點，以及每年的政治祭儀——六四晚會——都放在這件大陸的政治事件時，我們卻視之為悲憫，並且暗暗據之為精神私產，感覺良好。

我們在情緒上是如此懂得與國內「感通」，以至於我們在精神上也接收了八九民運的失敗情緒。我們的民眾意識變得如此哀哉無力，而我們自己卻不以此為異。我們在政治上是如此多愁善感，以至於實務全無。我們高談人家的大是大非，而不講自己何去何從：八九以後的政治前途在兩國的檯底下定好了，香港人不是認命留下就是逃避移民。政制怎麼改，還是不管，總之就是認了命，拼命說服自己無可奈何。憲制之內的公投，他們不投票。憲制之外的衝擊，他們不同情，冷嘲熱諷。司徒華這個狗賊賣掉香港的政治前途，卻無人關顧。他老，他病，即博得港人的同情。六四集會，一貫的感情豐富。十多萬人站在一起，以失敗者自居，以此為榮、以此自慰﹗

林公公可恨麼？可恨。曾蔭權仆街麼？仆街。基金佬可惡麼？可惡。大陸女人擠光床位，可憎乎？可憎。可香港人一點志氣都沒有。滿城的狗賊排著隊，從他們的口袋裡搶利益、拿著數，還是垂著頭，繼續過活。家裡的電視機開得吵鬧，手上拿著的娛樂新聞拿得緊緊的。吃喝玩樂，還是如常。四處的天災人禍，警長趺死、日本海嘯、Steve Jobs死了‥‥‥大家趕著吱吱喳喳，同情好批評好，最後打上一句又一句的RIP——就沒有人追問自己的利益，區議會怎樣運作？功能組別是甚麼？誰管呢。事情的來龍去脈，又何需理會？我們喜歡憐憫人家，憐憫到自己也覺得世界充滿溫情，鎮靜了自己。

中共的媒體統戰術是「喪事喜辦」。明明是自己搞出來的災難，卻去大肆褒揚災難中勇敢的搶救隊、在震區堅持七天的災民，甚至一隻大難不死的牛‥‥‥喪事喜辦了，溫暖了人心，再搞幾場捐款，大家滿意了，是天災還是人禍，也不再是大眾所關心。但香港人更厲害。他們更進一步，拿人家的喪事當自己的喪事。在政治上年年都只有哭喪。甚麼都不做，當政府強姦自己的時候，又不反抗。到事後才施施然去提一個讉責動議。

六四的巨靈是如此詭譎。它是大陸政府所不願談，卻又是香港最深層的維穩機制。說實在的，香港人有甚麼理由去年年高談這件事呢？為甚麼不談當下東非的旱災？為甚麼又不為盧旺達大屠殺、猶太人大屠殺每年都搞個悼念晚會？把司徒華從地獄召回來，他會答：「因為天安門前的是我們血濃於水的同胞，香港也與大陸唇齒相依﹗」他們念茲在茲的還是血統論。為甚麼我們不可以「歧視」大陸人？因為我們同源同種。為甚麼我們可以「歧視」菲傭？因為我們不同源不同種﹗

好喔，那就拿血統決定一切吧。既然大家都是黃皮膚黑眼睛，又怎麼可以不認祖歸宗，回歸大陸？還搞甚麼假惺惺的一國兩制，三權分立？快點叫大陸直接派員管治，全面審查訊報章、互聯網，三權合作，屈打成招吧。這就是我們血濃於水的政治傳統，搞甚麼民主人權自由？為了祖國大陸，快點將香港向巨龍獻祭吧。

到時香港人不只可以憐憫別人，還有材料可以憐憫自己了。

「對同胞最大之惡不是仇恨，而是冷漠；冷漠是無人性的本質。」 ——蕭伯納

中國二千年來都是有國民教育的。這一科，不需要教材、不需要老師。中國的國民教育就是教民眾冷漠，不要多管閒事。在家門外發生的事就不是自己的事，由官老爺去辦——有沒有辦、何時辦、辦得怎麼樣，不用管。「冷漠」這一門國民教育沒有考試，只有「平時分」。人人對這一科的participation都很好。專制、獨裁乃至暴政，不是靠全民的狂熱，就是由於全民的冷漠。納粹、民革，是一時狂熱而起，所以敗亡亦速。近幾百年的劣質君國統治，則是聚集全民的冷漠而起。

一個肉販子給隔壁六嬸少了一兩肉，你又何苦為這種事跟肉販子理論？只要你自己買的那一份肉足兩就是了。縣官對劉家村橫徵暴斂，對面的鄭家村當然不會跟縣官理論。只要自己仍交得起夏稅秋糧，又何必為人家的事瞎操心？張太守的管區裡有兩條竟然沒有鹽產的鹽道（這在清朝十分常見），坐著兩個吃祿而不做事的滿人，他又何必去上書朝廷要求減省？反正奉祿是朝廷給的奉祿，小小太守一名何必多言，是不是吃飽了撐著？張太太聞說有人抗議金融大班，但金融的事跟她有甚麼關係？她還不如多想想怎樣搞好兒子的功課，看緊老公一點，反正林公公是好是壞，跟她有甚麼關係？街上有大陸人隨地拉屎，跟我有甚麼關係？反正不是在我家門口嘛？留給管掃街的部門吧？

佛山女童大街大巷被一架貨車撞倒，司車照樣絕塵而去。之後又駛來一車輾過其腿，照可過也。十八途人路過之，全部袖手旁觀，堪稱廿一世紀奇觀。第十九個經過的路人，出手去管這件事的，竟是個拾破爛的阿婆。

中外媒體、民眾無不為之嘩然。咬牙切齒的人將問題歸結於道德問題，西人媒體謂之「道德滑坡」，皆在「道德」二字之間打轉。亦有指控內地法制者，言之內地法律是撞傷人賠多、撞死人賠少，總之就是大陸體制問題，香港就不會如此。哈，這個說法今天就現眼報。香港也發生這樣的事：有個騎單車人士懷疑心臟病發倒於大埔海濱長廊，兩個漁護署捉狗隊人員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竟然通知小食亭阿姐就撒手不管。阿姐又「轉告」在場清潔工。清潔工施施然工作，又要再向上級「請示」——搞了二十分鐘，昏倒的事主就失救了二十分鐘。

好奇怪麼？一點都不奇怪。香港人也是「龍的傳人」嘛。

當權者需要民眾的冷漠。如果民眾都是好管閒事，義薄雲天，那麼隔壁的野貓被殺了，他們會出來說話。找哪個建築商搞區內的重建，他們又要參與。老建築拆否？他們要開會。生果金要減，他們又要吵‥‥‥那還得了？那政府還有空間像中共般霸道，又能像港共那樣愚蠢嗎？一個政府想的最終還不是在民眾眼中十分強大，但民眾又不知道操持政府的不過是一群貪權貪錢而又愚蠢的老而不。民眾要是不冷漠，要是守望相助，同氣連枝，甚麼事都管，甚麼事都過問，那政府是要出醜的。如果民眾都不冷漠，甚麼社會政策都去看去讀，政府的笨拙、它的不合時宜、它的尸位素餐都要表露無遺，那還得了？

不賢者為甚麼能居高位？因為眾皆冷漠。在最上面的人賢不賢，他們才不管呢。喂喂，今日恆指趺到幾多點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