盧斯達:「苦難神學」成為香港的抗爭倫理

販賣香港情懷的住好啲老闆,原來加入了「團結香港基金會」。這位老闆說,自己在金鐘佔領區見到避孕套,大感嘩然,於是又煞有介事的做了一件Tee。類似的「避孕套恐慌」一直都有;《東方日報》也報道過旺角佔領區有避孕套。很多人開始說,旺角污煙瘴氣,越來越亂。

如果說,避孕套不能出現在政治抗爭現場,那大眾其實是預設了抗爭現場不能做愛——抗爭現場必須禁慾,必須受苦。

禁慾是甚麼?禁慾是生命和意志無法伸張的精神苦難,但苦難總是弔詭的成為「聖潔」感的來源。除非有特殊宗教或健康原因,否則禁慾乃是受苦。而抗爭為甚麼要受苦呢?現在彷彿不受苦,就不是抗爭。中產階級甚至要自製苦難——例如鼓吹群眾束手就擒,鼓吹群眾「俾差佬扑下囉」(何式凝語),才算是參與政治運動。

香港人的抗爭常被譏為示弱,因為泛民和中產階級的社運倫理,恰恰是不尤許示「威」——展示力量乃是邪惡的。長年示弱,養成我們熱愛失敗和無結果。但抗爭畢竟不是為了受苦,抗爭的成果,是社會變得公義、合乎人性,因此我們將感到快樂。抗爭的過程必定痛苦,但痛苦是過程,不是目的;抗爭的目標是求得安樂。

我們實踐理念,掙脫資本主義的生產、目的導向之生活形態,重新成為我們自己,意志和慾求得以伸張……這都是快樂的事,叫我們的靈魂充滿力量。抗爭是求生存,求意志的實現。

抗爭是雄起的、陽剛的、是力量的高漲、自我肯定,這些原始能量,在現代社會一直被壓抑。很久以前,有一張圖畫,謂現代的抗爭者總得要表現出一個菩薩模樣,作卑微狀、不礙旁人,才能得到光環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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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上,這是社會建制利用道德來控制反對者的方法。彷彿連展示力量,也是不道德的,而抗爭的目標被巧妙的轉移為追求道德。

但泛道德化的危險,在於道德是不穩定的。它充滿相對性,受到不同論述和社會時空所形塑,片面的道德內容,尤如流沙,是不能建屋的。

當曾健超被七警毆打,凌晨的TVB新聞部,也發起一場革命,前線新聞人,見袁志偉不在,將之足本播放出街。

但曾健超本人卻不打算搞大它,他還向外,呼籲不要遷怒於前線警員,那一臉虔誠,散發著耶穌背負十字架的氣質。這種自我克制,在我看來幾近變態。為甚麼他好像沒有一點常人的感情,他的存在,好像就只是為了彰顯某種無人性的道德?

旺角好,金鐘好,說到底,為甚麼大家不能做愛呢?為甚麼我們不能不滿呢?在政治抗爭現場,我感到窒息,因為這些地方通常充滿失控的正向思維,大家不停很hyper地表現出,我是有教養的,我是克制的,我是理性的,甚至——我是快樂的。

但我們就是不快樂,苦大仇深,想找到快樂的出路,才走出來啊。自然人參與政治,不是為了受苦,不是為了像曾健超一樣,將自己投入暗角,自我克制著狂怒,眼白白看著對方遲遲不受審判。

二十世紀前後,上帝死了,然而人皆有上帝,我們自視為上帝,自以為是道成肉身的耶穌,將刻苦和卑微視作一種有趣的「生活體驗」,我們產生一種幻覺,認為苦痛自有其價值。好像SM的鞭打,令人產生痛覺之外的奇異快感。

但一切只是幻覺。因為對手貌似過於強大,不可戰勝,我們便產生斯德哥爾摩症,對施暴者產生依存感。我們和暴政的關係,從強暴者和受害者,變成神父與悔罪者。我們認為自己堅忍和受難,最終能令對方浪子回頭。

我們認為這種基督教式的卑賤、無力、禁慾、自我克制,可以換來天堂的入場券。

敢情是暴力馴服了我們,而我們連想起「暴力」這個詞語,也覺得大逆不道,但明明使用暴力的不是我們啊。這就是這兩年來整個香港的怪現象。我們自我克制,但明明我們沒有任何越軌之舉;我們明明不快樂﹐十分貧窮,但卻出來「抗爭」,卻在人前表現出自己一無所缺,連敵人也沒有。

我們將心底裡最小的火花、埋怨盡收起來,唯恐別人看見;我們連自己追求快樂,也覺得羞愧。這種對快樂歇斯底里的抗爭,是徹底的自我否定——抗爭也因此否定了自身。

我認為,大家一直將主流社會的自虐規範,變本加厲地搬到政治鬥爭裡。首先我們要肯定自己、接受自己、承認自己,我是不滿、不快、不適,所以顧不得那麼溫柔敦厚、那麼從容不迫理性馴良,這一切是物理的必然。實際的社會衝突,無法透過個人的道德完善去改變。正因為不滿、不快、不適,人才反抗。

反抗的人要肯定自己的陰暗面,而不是去用「道德」取悅壓迫自己的階級,因為自我否定,自我克制,自我聖化,即是權力意志的姑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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