盧斯達:泛民學者的美國式膚淺(世界邊陲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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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識周保松、左膠(重申:周保松不是左膠,是另一種)、「和理非」的根源,對香港很重要,因為這種「追求民主」、用「對話」、「理性」所包裝的反動意識形態,實乃普世之毒,像毒霧一樣籠罩著香港,使任何改變不能發生,星星之火種不能降臨於香港,以至任何世界的邊陲角落。

所謂世界邊陲,是廣義的被英美世界所剝削和影響,求出無期,又不知道自己在無間地獄的地方。而毒霧的根源,其實不難找到,只要認識一點世界史就好。

基督教教會在中世紀雄霸歐洲,希臘文明以來崇尚之哲學和知識,為神權和神學所鎮壓。有時一種哲學要出現,都要以「證明上帝存在」的方法出現和生存。但改變還是緩慢地出現。在今日的意大利,一些商業城邦如佛羅倫斯,開始了文藝復興。

文藝復興

這些城邦有自由,更有錢,富商資助學者、藝術家,在這些城邦裡形成一股新力量。文藝復興復興的不只是文藝,更復興了人,復興了世俗的價值,復興了人類本身。在高高在上的神權之中,起了革命。基本的人文主義出現,然後就是德意志地區興起的宗教改革,新教出現而對傳統神權社會作出挑戰。

這股力量,去到十七至十八世紀,在歐洲大陸形成了啟蒙思潮。盧梭、孟德斯鳩、伏爾泰、洛克、康德……從政治到哲學,從倫理到數學,乃至自然科學,後來的社會學,他們體現了啟蒙主義的精神,是相信人,相信人有理性,而人類社會是可以靠理性去改善、去拯救的。

中世紀式的想法,認為人有「原罪」,不可救藥,只能靠天上的上帝打救。啟蒙主義者不如此悲觀。他們認為,人類是有救的,因為他有理性,通過教育和對話,他內在的理性和德性就會被喚醒,可以克制人的黑暗面。有時候,理性也被視為德性本身。只要人類的理性彰顯,就可以建立一個美好的社會。

這種理想,在法國大革命就是自由、民族和民權思想(popular sovereignty)。普遍受到法國思想家啟發的美國革命,更是如此。在思想上,美國建立在啟蒙主義樂觀的光照之下。這光照中的人類,是樂觀的,世界是向前的,人類在追求同一個美好的社會,而美國已經找對了路。

美國式的香港政治空想

戴耀庭拿來香港作無根實驗的「商討式民主」,是在美國拿來的;周保松或個別社運菁英念茲在茲的羅爾斯正義論,是美國的;和理非式佔領,是美國佔領華爾街的山寨品;泛民日講夜講的馬丁.路德.金﹐是美國民權抗爭者;泛民主派的金主黎智英,崇拜海耶克,堅決支持自由經濟,一種奶粉被搶光都不能作政策限制的經濟自由主義——雖然海耶克是奧地利人,但他對戴卓爾和喬治布殊等英美政治領袖的影響,也是相當明顯。

這些都不是偶然。因為美國及後來的英國,都是啟蒙主義的樂觀之中,繼而發展出這種對個人自由的美好想像。

這種樂觀和膚淺,是上天對美國的恩賜;經歷兩次大戰,歐洲再度跌入對人性的懷疑,甚至對西方文明的批判揚棄;而美國則不然。兩次大戰的主要戰場都沒有波及美國。而歐洲和東方對人性、理性甚至生命本身的質疑,是植根於更曠古的根源。我們有歷史,而歷史是大自然的考驗、巫教的威權、封建階級的壓迫;疾病的折磨、帝國的踐踏,以及家常便飯式的戰爭、奴役、種族屠殺。

這在東方如是,在歐洲如是。蒙古人的西征,動不動就是屠城滅族;整個東歐經過成吉思汗的種族屠殺和強姦,以至很多東歐人都其實是成吉思汗有基因上的遠親關係。

美國沒有經歷這些,它在開頭的時候,已經是帶著工業文明、自由民權等文明思想。這使得美國與世界其他地方不一樣,美國表現出來的,是一種連美國人都不一定接受的神話。

美國的巨靈 (Myths)

法國的沙特(Sartre),對於美國的「民族性」就有類似的觀察:「清教徒式的、現實主義的、樂觀主義的」,美國式的神話,是「快樂的迷思、進步的迷思、得意揚揚的」。美國式的電影,是happy ending的,大量的超級英雄(super hero);美國式的歷史,是處女一樣的面對世界,一切皆可能,一切在進步;美國式的用語,是have a good day或者life is fun。美國式的經濟,是遍佈整個國家的大型企業,而沒人實際擁有這些公司,所有員工和企業家尤如在一個巨大的國家工廠裡工作。(”Sartre, Jean-paul, “Americans and their myths.” The nation, October, 18, 1947, 402.)

當然,美國人也相信理性,亦認為世界是理性的。因此,在外交上,美國在追逐自己的政治利益時,往往表現得大惑不解,向其他國家發問:「為甚麼你們這麼不講道理?」他們無法想像,越南打仗的方法,是用化學物污染自己的國土;他們也無法理解,為甚麼紅色高棉熱衷於自我毀滅,殘暴地將柬埔寨三份一的人口殺死;他們覺得,為甚麼不講道理,為甚麼不好好溝通呢?美國國內的知識份子,可以在政治家擔起現實政治的重擔時,毫無負擔地表現理想主義——反對示威、嬉皮士反對資本主義、反對美國霸權……

美國的,就是普世的

沙特說,美國人並不表現出美國主義,而是「身處」於一種「美國主義」裡面,這種由國家或外在制度所投射出來理想性,有時連人民自己都不相信,甚至令他們處於「我是否夠快樂、夠理性、夠美國化」的焦慮當中。但這一套對人性和世界的樂觀,隨著美國的國力,傳遍了世界。第三世界的知識份子,包括香港的,有時也當了自己是美國人。而實際上也是。早前美國法院判決同性婚姻全國合法化,全港大量Facebook用戶掛上彩紅頭像,好像自己是美國公民一樣。美國的,就是普世的。

因此,美國的「公民抗命」、「道德政治」,就好像美國的星巴克一樣,那麼「入屋」,那麼普世。因此,一班留學英美,看番書,充滿美式視野的社會菁英,就懷著如此的處女想像,去面對中國共產黨這個深得中國厚黑學傳統的流氓政權,支持起民主回歸來,支持起中國民運來,做了認中關社的知識青年。

在警察動手之前,他們叫嚷著「警察都是人民」,直至警察用警棍打爆示威者的頭;他們認為只要斯文理性,跟中共「維持溝通」,就可以「相忍為國」,柔性改變中國。美國人自己的樂觀和膚淺,在她處理國際政治的時候,多次使其焦頭爛額,不過美國底子深,沒問題,但其他地方沒有這個本錢。

普世價值   不必經過證成

周保松作為一個典型,也是如此。他表面上在乎溝通,溝通甚至好像重要過主題本身,本身也流露一種高傲:彷彿用他的語言,才算是掌握了討論和理性的能力。因此,他拋出超高道德要求去檢驗香港人生死存亡的些微反撲,而受到一些聲討,就高叫自己被標簽為左膠、「本土派」有偏見、香港網絡上沒有理性討論,然後用一種「明報式」的口氣哀嘆:現在香港沒有說理空間呀,然後繼續顧左右而言人,一時說「網民」不理性,一時說你們沒有讀懂他的話。

我花這些筆墨去講他,是因為他不只是販賣戴耀庭式的美國式膚淺進步樂觀樂觀,更加是因為他念茲在茲的「道德」和「理性」,只是一種以他自己的好惡為中心的知識權力。這跟美國的普世價值是一個模式的東西。美國宣揚的,就是對的,就是普世的。周保松主張的「道德」,就是道德;周保松的討論方式,就是理性的。

這種認為只有自己的主張不證自明,普世價值就不證自明,而刻意忽略香港人提出過的大量論述,然後再質問他們為甚麼沒有道德證成的霸道和無賴,包裝在學者和柔聲細語、九曲十三彎的語言遊戲中,不只本身是浪費資源的廢言;天真無邪的學生,沒有階級和論述資源,不妨現實一點,然而在周保松之流循循善誘之下,大學生都是綁黃絲帶、轉頭像的,滿口英美論述的,一樣的去脈絡、假大空,有美國的意識,視為普世,卻無美國的實力去支撐,最終就是被中共「吃得死死的」。

中道

然則,歐洲對人性和文明的懷疑,也是失卻中道。因為「後現代」的時髦胡說(fashionable nonsense),將一切觀念拆解,去到最後,就是任何名詞都無法指涉觀念。因為任何總體論述,都是對主體性、獨一性的抹殺。

因此,在世界邊陲﹐過份迷信理性或者過份反對理性,都是時髦的學術遊戲,「可以傲雪霜,不可以任棟樑」。香港的問題,恐怕無法從英美或者歐洲取得現成答案。不要以為自己是美國人,就像不要以為香港是西方,或者東方,這裡的問題,要用這裡的脈絡找出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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