盧斯達:劉進圖及馬嶽及處刑的看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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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竟泛民主派存在對香港是好是壞呢?「佔中」商討時,泛民主派特別是學者均極力支持,後來佔中變成多區佔領,一些開明學者就誠惶誠恐的發聲明,說現在的民眾運動不是對抗共產黨云云。然後近日我看到劉進圖和馬嶽的文章,我看到一種空洞的和解主義和痛心疾首,而這種文路和政治進路,又是這城自視為公民社會的人群中間相當流行的。

劉進圖的《為這城求平安吧》,其實捉到民情:一般政治關注者(其實不只年輕人)視「否決政改」為萬般無能下的唯一反抗。然而他又得出了一個很奇怪的結論:一旦政改方案被否決,中共治港陣營裡的鷹派就會奪權,在各政府高位和機構換上紅色背景代言人,「港人治港就會徹底變質」。我想,難道現在港人治港就不變質嗎?難道現在整個特區政府,又不是一班紅色背景代言人嗎?

或者梁振英和林鄭月娥的老家在英國,可能是一腳踏兩船的買辦,然而,他們在香港的作為,實際上又與劉進圖所說的末世情景有多遠距離?香港各行各業有多染紅,相信作為資深編輯的劉進圖一定比我知得更多。難道現在中國又不是全面加速殖民香港嗎?這篇文章很容易令人對中國「開明派」有不乎現實的幻想:若果否決政改會導致中共全面激化矛盾,那不如香港退而求全,支持通過政改,與中共「開明派」互送秋波,以保全香港。

迷信開明派,是香港上一次在政治上輸身家的原因。一代民族主義的學生、政客和社會賢達,就是迷信趙紫陽這個「開明派」,大造輿論支持「民主回歸」,最終將香港押在北京的宮廷鬥爭。現在劉進圖又暗示叫香港人袋住先,等中共內部的所謂「開明派」壓制鷹派,以留香港一點香火,這不是迂迴得很、近乎痴心妄想麼?何況,中共的開明派,往往只是處於在野位置,令人產生幻覺和幻想,一旦在朝,還是一個鷹派。

這根本就是泛民主派一直以來的「中國政策」 ——唔好激嬲中共,香港要做乖學生。只要唔好激嬲中共,中共就會沒有「藉口」安插罪名,溫和派系就會對香港好、在香港落實民主 ——這個傻得很的想法,想了三十年,到八三一決議,還不清楚嗎?為甚麼當年的社會賢達,還要香港人再賣自己一次豬仔?

另一個溫和派學者馬嶽,在其《信任消失的未民主社會》說到:「人民未真正體驗過民主政制的運作,但已經對民主的一些核心制度如議會和政黨失去信心。」這誠然是事實,然而他話鋒一轉,又回到為過去說項的老路:既然大家不信任政黨,也該信任「公民社會」呀。馬嶽說,社會中不同立場群體互相攻擊,「攻擊同一陣營中人的兇狠程度,比攻擊另一陣營的有過之而無不及」,充滿憎恨,民間只會不斷分化,民主路更艱難云云。

然而,所謂的互相攻擊,如果是政見不同,它就是有實際的經濟政治基礎,不同群體之間的矛盾,亦自有其物理一樣的必然性。一個社會中的人和人之間,階級和信仰千差萬別,難道產生矛盾和鬥爭,不是社會本身的必然?難道一個社會必須眾口一辭,才是爾國降臨,民主才會來到?馬嶽的文章,說了很多外國經驗和學理,但其實剝去這些表皮,還是表達一種對爭執的厭惡——不過它充滿乾淨的包裝。馬嶽說,爭取民主,是為敵人一併爭取,然後又是如何磨合的那些話,令我想起梁文道那篇《仇人也是鄰舍》。

我發現香港「中產/公民社會」的政治世界觀,總是充滿一種基督徒式的復和主義:我們不能彼此仇恨、不能老死不相復來、一定要復和、要溫良謙恭讓,否則社會就是分裂,分裂就不會有民主。他們總是將民主鬥爭弱化成道德感召劇,壓抑其資源權力分配的本質,彷彿民眾爭取民主,非為權力,乃是為了彰顯道德;往往是痛心疾首「公共討論空間」充滿「鬧爆」、沒有理性,然後不禁為「我城」前途擔憂——這類文章,一個月總有三幾篇。

然而,香港的怨恨、陰影,是香港人不再善良,還是後天迫成?怨氣和陰影,難道又不是真實的矛盾嗎?為甚麼被迫瘋的一群,反而成了究罪的對像?受害者反成了破壞團結的一群,要擔起破壞公民社會的罪責。然而,「公民社會」對中國統治香港所造成的問題,往往不是寄情於「開明派」的幻想,就是擺出一副痛心模樣——這痛心許是真誠,然而沒有一點救時作用。

等如走私客 (他們只會叫水貨客、雨傘運動) 將香港某些地域帶入動亂邊緣 (不包括海怡之類的中產社區),民怨沸騰的時候,「公民社會」也只是繼續痛心疾首,痛心香港人不再「包容」、不再「大愛」、不再「道德」,然後走私的繼續走私,示威的動輒得咎,受到例如周保松之類人物的超高政治道德檢閱。怨恨的繼續怨恨,乾淨的海怡繼續是乾淨的海怡,最後是一班廣受罵名的粗人踢出了「一周一行」——這當然不是治本方法,然而總比千遍一律的高地式痛心疾首要好。

佔領期間,香港警察打了好多示威者的頭,亂拉了好多人。警察還未受到應有的懲罰,就有一些很優雅的基督徒出來說,社會很撕裂,社會要復和——問題是公義未得彰顯,要和諧作甚?我為甚麼要跟他們復和?我為甚麼要跟一個壓迫我的體制復和?香港很多「溫和派」事實上就跟那些基督徒一樣,痛心疾首社會撕裂,而不問是誰撕裂誰、不求誰應付出代價。他們永遠像一個慈母,在苦心婆心、在痛心疾首、在千方百計委曲求存。

我不是在批評劉進圖和馬嶽,因為他們做了幾十年人,亦只會一直如此下去,不是我這無名小卒寫幾句就會改變。每一代人都有每一代人的習氣。我只是哀嘆,香港正要被斬頭,我們的社會賢達只能做痛心疾首的看客,最慘的是他們痛心疾首的原因,並非有人要被斬頭,而是被斬頭的人不夠合作、不夠道德、不夠謙恭、令儈子手有藉口揮刀。當世界的局面去到如此悲哀,除了最後一絲拒絕和否決的尊嚴,普羅香港人——不是社會賢達的那一批——還剩下甚麼?

早月,美國巴爾的摩市因為黑人青年被殺而暴動,我不知道他們有沒有學者出來聯署,跟暴動民眾切割或者唱歌,我只聽說那些美國佬示威者也有「大會」,他們也有口號,但不是苦口婆心誠惶誠恐的自我規限,而是“No Justice, No Peace!” (沒有公義,沒有和平)。我覺得奉行「沒有公義,也要乞求和平」的社會賢達,的確反映出這裡「公民社會」的水平——公民社會水平低,「民主前路倍覺艱辛」,也是有些道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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