盧斯達:建設民主中國——香港有史以來最大的政治詐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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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設民主中國,是一班政治買辦和曲學阿世之徒講了廿六年的謊言。

他們說,中國沒民主,香港也沒民主。

這句話就已經有幾個問題。第一,中國民主化,不代表香港就有民主。大英帝國以不流血的光榮革命完成君主立憲,是老牌的民主國家,然而她也是有史以來最大的殖民帝國,受其專制統治之地,橫跨歐亞,貫穿南北半球。

香港在中國已經成為異質政體,尤如西藏、新疆,所以中國一旦民主化,亦只是其內部政治改變,中國仍然是會根據自身需要和實際利害去處理中港關係。

中國人普遍憎恨香港人(我們可以從自由行的實際接觸以及大量的網上留言印證),民主中國也會很民主地制訂政策,對香港這個異質政體長期利用、充份剝削。不論是甚麼政體,由誰掌權,中國的國家利益必定高於香港的國家利益,因此民主中國必然是剝削香港——除非香港已經再沒有剝削價值。

高喊建設民主中國的一小撮人,多年來都在散播一個童話故事:只要中國有了民主,香港就可以搭民主便車。其實民主不民主,都不會改變一個國家的本質。中國有了民主,中國人一樣是來香港罵:沒有我們來消費,你們完蛋了,沒分別的。如果是民主中國,他們更不會支持收緊一簽多行。他們會很民主地取消香港邊界,方便十三億人走私發財的。

第二,即使我們假設中國民主化之後,就會恩賜香港民主,就會對香港很好很好。好吧,然後香港人要怎樣爭取建設民主中國?你去問普羅中國人,他們想要甚麼,他們一定不是要民主。中國人認為今日的中國是前所未有的繁榮和強盛,他們已經相當滿意。當中國人自己都不認為要民主,香港人憑甚麼幫他們「建設」?

好了,我去支聯會的燭光晚會,捐錢給泛民、學聯和學民思潮,那樣建設到民主中國嗎?不行。因為他們連入境中國都做不到。他們的傳播力,也無法進入中國。

在香港島的維園唱歌、叫口號、哭喪,能否建設民主中國?不行。在香港島哭喪,能夠哭倒北京的長城嗎?不行。大家都知道不行。但是支聯會和泛民的人,卻說每年一度的短暫哭喪,是對中共的強力抗爭;他們會說,維園唱K可以令中共「火燒後欄」。這是欺騙,而每年都有數以萬計的香港人相信。支聯會將悼念活動說成可以抗共,說成可以改變中國;又說改變中國就能改變香港,這絕對是一場持續了廿六年的政治詐騙。

這套民主中國的理論完全不合常理,是因為它從來不是描述事實,它只是為了令民主黨,以至泛民在香港從政的路徑依循、及市場區隔,顯得合理而已。因為司徒華一手創立的泛民,在本質上只是趙紫陽「開明專制」路線的境外支持者,而他們亦隨著趙紫陽的失勢而被迫反共。泛民是中國權鬥的境外伸延,他們在香港吸取香港的資源,去從事圍繞著著北京的遙距中國政治。

所以他們對哪怕只是走私賊、惡客欺壓港人,不發一言;香港人反抗,他們就跳出來譴責。為甚麼?誠如李柱鉻所言,他們是為十三億人打仗。香港只是他們寄生的地方,他們終究是在搞中國政治,「服務對象」是中國人,不是我們。事實上,泛民和梁振英一樣,同樣是中國殖民主的爪牙,他們一天到晚想的就是如何利益中國。

第三。以周保松為代表的一些「青年導師」,也在散播這些邪說。周保松說,建設民主中國不只是為了自保,更是為了「體現香港人的價值和歷史承膽」。這個價值和歷史,也沒甚麼證成。為甚麼「建設民主中國」和去維園哭喪,必然是香港人的價值和責任。這中間有甚麼證成?沒有。但人要確保自身生存,才能建立秩序和道德,這倒是顛樸不破。

香港在中國的殖民統治中節節敗退,天天受辱,周保松卻一天到晚叫香港人「道德證成」自己應然生存和應然食飽。

事實上,周保松等民主回歸一代,只是因為自己的中國人身份認同,就將建設民主中國的責任強加於所有人身上。最可恥的是,支教民,是從來不去中國建設民主中國,他們留在香港,卻不建設香港。他們還帶頭支持政改方案(2011),破壞香港民主運動;香港人哪怕只是要卑微的減少自由行,一事不幹的泛民和學究卻要馬上阻攔,爭相譴責歧視、暴力、不道德。

他們不只不建設香港,更阻人建設香港。

去香港坐、哭喪、叫口號,不會建設到民主中國。但周保松之流,卻用語言偽術,將不可能的說成可能,大學生就陶醉,就信了。這是教人虛偽,明明是不行的,也不會過境的,卻宣稱自己可以救國。這是教人狂妄。

周保松等人培養的,是一班不切實際又驕橫自大的人。香港人連減少中國走私客都要「抗爭」才成,有一班人卻聲稱要建設民主中國,你知道你是在教學生虛偽嗎?你們有辦法能建設民主中國,才好說甚麼「中國民主了,香港才能保住民主自由」。明知道做不到,不會做,卻繼續宣傳,因為支聯會的六四晚會就是向泛民輸送政治能量和鈔票的大型籌款活動,所以上一年李卓人被迫急了,竟然說分開搞都是不行,會分散力量——是分散力量還是分散光環和鈔票?

還有人將支聯會晚會比喻成南宋北伐。學黃之鋒問一句,北伐,有軍火嗎,有金主嗎?如果不打算武裝革命,那北伐的方式,是不是感化?香港人連感化黑警都做不到,還講感化十三億人,自己不覺得醜的嗎?

今年的六月四日,我們不應再去維園開鴉片派對。因為六四提醒我們兩件事。

第一:中共絕對不可信,而主理支聯會的那一群,是帶頭在2011年放棄抗共的,他們的道德位置已經失去,沒有資格代理六四,高談民主自由人權。

第二:六四令我們看見愛國感情會阻礙香港的利益議程。六四屠殺之後,中共陷入國際孤立,香港也動員上百萬人上街,但當時的領袖,卻不是乘機插一刀,爭取更大的自治甚至獨立,而是像司徒華一樣阻止三罷(罷工、罷課、罷市),充滿溫情的為黨和中國守住了一塊地,撲滅了即將爆發的本土抗爭。為了中國利益,不斷犧牲香港利益,從司徒華到今日的泛民,都沒有分別。為甚麼馮煒光那類匯點派,都出那麼多投共人呢?因為他們爭取的,是愛國的民主,民主只是手段,愛國才是目標。所以他們投共,都是用另一個方法為國家好,講得通的。蔡耀昌也是帶頭爭取香港對中國人大派福利的。這全部都是一個樣子,從支聯會愛國主義來的流毒。

再三強調,我們要面對真實。真實令我們看見自己的無能和局限,但那始終是真實。即使香港是再五窮六絕之地,我們一旦雙腳著地,就能發力;格局再大再美好的春夢,始終是春夢,無從發力的。廿幾年的過期春夢,是時候醒。重返真實的政治現場,重新回到香港,這是生死存亡的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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