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歸自利,回歸現實

確保生存和自利,是生物的本能。自利不等於自私。自利是先利己、後利他人;先愛近人,後愛遠人,是有限資源之下必然的現實態度。但是港人的自利本能卻是頹萎不堪,叫人慘不忍睹。港人的切身利益不斷被剝奪,學位、床位、貨資、文化、身份、尊嚴,都在流血,他們是感受得到的,但是他們反抗的本能卻被抑壓,而這種抑壓已經內化,所以他們就算心有不悅、憤怒難當,也不敢訴之於口、然後化為行動。

香港沒有香港政治

在英國人當政的時候,由於異族統治,香港人的自利衝動可以由種族分野催化為具體行動。多次暴動、罷工、文化抗爭(如中文運動),只要針對對象是白人,就必然威武攝人——因為參加者自己感到理直氣壯,一呼百應,所謂心安而理得。

然而主權移交之後,這種底氣就消失了,反抗的本能被消磨了。除了早前說過的虛假父子倫理之外,愛國民主派的功勞也自是不少。他們實際上是民族主義者,是反對台獨藏獨彊獨的統派。中國對香港的壓迫,是要殖民、控制、同化,從中南海的政策化為香港街道上的具體現象。在香港胡作非為的中國人,實際上是這個最高政策的表現。中共就是要熱錢遊資和人口不停湧入香港,以全球化經濟洪流刷走香港的舊性格、瓦解香港人的社群聚落,連帶將政治上的共識和意志消融於快來快去的經濟金融活動。

愛國民主派實際上是中國政黨。當他們看見來掃貨、買金、吵鬧、走私、大小便的是中國「平民」,他們就不認為這是侵略,而是「中港交流」,發起了「香港可以慢慢改變他們」的春秋大夢。所以我們看見他們投票通過倒退政改、意圖摧毀限奶令、拒絕為低下層拉布、維護雙非走私客,並對本港市民自衛行動口誅筆伐。

六四創傷症候群

因為六四,他們對中國有著莫以名狀的虛妄優越感和民族高度的罪惡感。香港人當年熱烈伸出援手,卻眼巴巴看著學生被屠殺,這種歷史悲劇感,變成一種創傷症候群,使得香港的有志之士同時背負著莫名的罪疚和自毀。香港托庇於英國,過上幾十年好日子。再加上電視機的「比真實更真實」的事件轉播,使得這種罪疚和自毀成為一種困擾了香港社會二十多年的情緒病。那種失敗的悲情,使得香港覺得虧欠了大陸;每一次香港人起來爭取,其實都只是等著終極的失敗。每一次我們一無所得、受到欺壓,都是潛意識裡要債還廿多年前我們在電視機面前,看著北京學生被殺而無能為力的創傷記憶。

因此,今天那些來胡作非為、搵著數、欺壓香港的中國人,既是侵港政策、文化消融、人口置換、經濟殖民的一部份,他們又是可以謀他們自己的利益。所以中共和這些湧來香港的中國平民,是各有所得,互相支持包庇。可是「六四一代」的香港人認為,我們要忍。因為我們背負著「獨活」的罪孽,香港欠了中國,今天今天受苦再多,都還不了——這就是香港的愛國民主派。

由於這些中產以上的議員擁有社會地位和文化資本,所以他們一己之虛妄情懷,亦可透過各種社會活動(特別是議會政治活動)宣揚出去。整個香港政治,就可笑地完全環繞在平反六四、建設民主中國、聲援維權人士這類看似理所當然,但其實與自己無切身關係的假議題上;反而猶關市民利益的,他們卻會義無反顧站在平民利益的對立面。愛國民主派不停出賣香港利益,是數得出來的,有證有據的,卻又另一方面落力要求下位者的「平反六四」。這種放棄現實但又高揚普世的悲憫,令香港人意志消沉、無法奮起,成為欲罷不能的苦情家嫂,痛苦到極都要死忍爛忍。

碰巧香港人在97之前急欲尋求一種新的價值,於是便集體擁抱了民族悲情和贖罪情結,得到了一種痛苦但又自覺光榮的信仰。中國是上帝。我們做的一切,都只是為了侍奉這個上帝。我們本身的慾求和意志,在偉大高貴的「民主中國」面前,變得不值一哂,毫無價值,提也不可以提。我們失去自己、有志難伸、主體和利益受到中國的嚴重威脅,卻仍得壓抑著自己一切自利和反抗慾望。

回歸自利,回歸現實

多年來,港人擁抱虛幻而無補於事的悲憫、沉醉於心靈雞湯式的失敗悲情,永遠將心思放在他人身上,使得我們安然放棄現實世界的成敗得失。當有一天我們拋開了上帝,斬斷一切形上的束搏,才能重新審視和肯定自己的慾望。那時我們才算回到了現實世界,香港政治才會走出空白狀態。

//原文刊於熱血時報第七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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