孽障尋源:中國民族主義在香港

主權移交十五年多,中共多次違反基本法協定、阻撓香港實施普選;又多次侵害港人集會示威權利,以政法手段檢控異見者,以刑獄威嚇港人;在朝種票扶植傀儡,在野以自由行、普教中、東北新發展等中港融合手段,企圖消化香港,剝奪港人生存及文化空間。種種劣行,已可視為單方面撕毀《中英聯合聲明》,香港亦無須再效忠於中共。

因中英聯合聲明而出現之《基本法》實為香港與中共就地方與中央所締結之特殊關係制度。香港承認中國作為其國家主權之前題,是中國根據基本法規定,落實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中共十五年來越加放肆的侵略行為,從人大釋法、中聯辦第二條管治梯隊到大陸人透過走私集團苛索搶奪香港物資,已屬客觀上背反自己對接收香港主權後釋放治權的承諾(透過實現香港全民雙普選及嚴守不干預香港本土事務)。

由於中國已經毀約,則香港亦無恪守與中國主從關係的義務。由中英聯合聲明失效開始,香港與中國就已經處於制度及主權戰爭。而中港衝突、物資走私禁之不絕、民意彰顯遙不可及,最重要的,則是不斷對港輸入移民,種種亂象皆為中國斷絕一國兩制,轉為單向殖民之事實反映。

為了掩蓋此事實,中共大灑民族主義毒藥,以昏閉港人神智,將此欺世殖民惡舉,文飾為一國大於兩制、中港和諧經濟融合之民族美事。因此,歌頌愛國熱情之中文課本、鼓吹團結順服的國民道德教育,取代向來注重反思尊重差異的公民教,乃至國民教育指引,皆發生在2003年之後,與中共於董建華下台之後大力干政的時間點亦十分吻合。

匯點系、學聯、大學生共同揮舞的民族主義旗幟

一系列中港衝突,不是文化衝突、不是經濟現象,而是本土民間對中國殖民政策遲來了的反彈。當初一群佔據各大輿論平台的泛民主派、新銳知識分子、大學生和青年,卻看不到這一層,腦袋被血濃於水的民族主義綁架,感性先於理性,反而高調維護大陸人,以致折損民意,坐視香港利益流血。苦撐一年之後,有的冥頑不靈,有的悄悄回頭。這個現象,是「民主回歸」之類民族主義禍患的延伸。

今日所謂泛民主派的大理論,起源英治年代的前途談判時期。當年英中港三方角力初期,曾經有建制中人後反對「回歸中國」,認為中國不可能管好香港。當中代表者為鍾士元。這一派當時的港英權貴,主張香港主權可以回歸中國,但治權應該歸英,認為九七年之後,香港應該像一間公司般運作。董事會是中國,管理層則是英方。而英方的戴卓爾夫人亦提出相似的「三個條約有效論」,即主權可還,英國卻要繼續管治。

這一派主張,受到中國官方和香港知識分子不約面同的反對。戴卓爾在香港開記者會,堅持三個條約有效論,中文大學和理工學院學生則拉隊到場抗議,很明顯就是出於民族主義反殖反英的意識形態。後來就是匯點派提出的民主回歸論。當年學聯還寫信問趙紫陽,香港回歸之後會不會有民主?當年他們不知道幫趙紫陽根本作不了主,但他的承諾卻因著匯點派和大學生知識界的一唱一和而引發了無限的憧憬和浪漫想像。

在這種互動之下,他們成功將一次現實的政治事件轉化為浪漫而必待完成的民族統一大業;牽動了民主回歸、以民主改造大陸的彌天大謊。

香港是一個被民族主義綁架的城市。這一股匯集了政客、學生、社運人士、知識分子、保釣人士等等的民主回歸派,就是泛民主派的根源,只不過在八九年北京發生了六四慘殺,而與中共決裂。但老泛民的「反共」,實際上也是愛國主義民族主義鬥爭的延伸。因此,只要「民族大義」壓下來,泛民永遠就毫無還擊之力,必然歸邊,站在中國一面而非保守香港。

泛民的「非本土性質」

中港衝突承接一國兩制的破產而來。泛民、知識界、社運界在事件的反應和言論,清清楚楚表達了他們的「非本土性質」。中港衝突很多時是實際的利益問題,他們卻會演繹為香港人有優越感、中國人很慘、文化衝突之類,因為他們為了虛妄的民族統一,可以支持香港「回歸」一個第三世界極權國家。民族主義是甚麼?就是縱然香港的文字文化學位街道奶粉床位住屋福利統統被霸佔,但禍首只要是黑眼睛黃皮膚之「中國人」,在他們眼中,就無有侵略,而是溫情款款的「中港交流」。

港府為中國的殖民當局,而民主回歸派和一眾輿論搶口則是將殖民合理化的塗改帶、將衝突淡化的鎮靜劑。我無意以小人之心度人之腹,但其人其事對現實政治的實際作用,已如上作歷史論述。中國明明已經對香港開戰,而承接上世紀民主回歸運動的中國民族主義,又再借屍還魂,成為侵略的鎮痛劑。而泛民學者名流,則再次重演上一代的錯誤,用相同的手法犧牲香港、成全他們想像中形而上的「祖國」。歷史之相似、悲劇之重覆,怎能不令治史者感到心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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