版權條例修訂有甚麼陰謀?

保衛二次創作、反對版權條例‥‥‥等等,我相信最近網民都聽得很多。但事實上這件事的內容,卻不那麼容易在吶喊中理解。現在我嘗試梳理一下我個人所知道的:

香港現存的版權條例,行之已久,你我都應該頗為熟悉。第一種,例如賣老翻、賣盜版軟件,這些都是典型的侵權行為。因為賣老翻會令製片商損失票房,「造成經濟損失」。第二種,例如宇宙巨Band抄歌、某著名唱片製作人抄旋律、抄編曲、某某歌星的唱片封套與某外國歌手極為雷同、某歌星出席頒獎禮時穿著抄襲而來的衣服,這些其實是侵襲。

一般來說,抄襲是循民事途徑追討的。換句話說,政府的律政司是不會突然狀告雷仲得抄歌的。版權持有人當然可以跟雷仲得打民事官司,但如果被抄的人自己也不知道,那侵權者只會受到道德批判而不會有法律責任。所以很多抄襲醜行都是因為互聯網而被揭發的。

行政權力等於緊箍咒

因為從行政角度來講,政府不可能主動告人侵權。侵權行為每天都發生,政府是不可能當警察見一個抓一個的。現在,我們的問題來了,現在備受爭議的《版權修訂條例》就走這條路。政府提出修訂這條法例的時候是二零零八年,當屆立法會選舉民建聯就成為被改圖惡搞的對象。這件事不早不遲,就在那個時候出現。有沒有關係,你自己想。

如果修訂通過的話,日後即使版權持有人不打算狀告惡搞者,政府都可以代版權人告你。至於告不告你,就成了律政司單方面的行政決定。他可以告你,也可以放你一馬。但最要命的是這個權握在他的手上,你還敢說句話麼。唐三藏可以唸緊箍咒,也可以不唸。孫悟空一個筋斗十萬八千里,卻也不敢使出本領了。

舉例說,高登巴打改了陳奕迅的《富士山下》為《蝗蟲天下》諷刺大陸遊客,這歌既不賣錢,所以唱片公司、作曲人也就不打算勞師動眾去告人。陳奕迅本人可能還覺得這首惡搞歌十分好玩。可是版權條例修訂之後,政府卻可以因為政治理由代陳奕迅狀告改歌網民。

就像廿三條的時候,政府也是在臨近表決時提出「修改」,以爭取各黨支持。民主黨和公民黨在政府提出一些修改之後,就急不及待放風說要投支持票了。像公民黨的湯家驊也是其中之一。五區公投的時候,湯家驊已經不斷跟公民黨唱反調。這步棋真的藏得好呀。這個時候,順道將新傷舊患的公民黨一炮打殘。政府就很「識相」地「接納」了湯家驊的修訂,他說甚麼呢,他說「應該」優先考慮作品會否對版權持有人造成「超乎輕微的經濟捐失」(這是中文來嗎)。那就是說,可以考慮,也可以不考慮啦﹗

食左隻豬先,之後先考慮結唔結婚

究竟由誰人定義「經濟捐失」的標準呢?「二次創作」又由誰定義?說到底,還不是政府?那麼吳宇森改編《三國演義》,政府要不要代羅貫中告他?賦權於政府,萬惡以此為甚﹗在一個二次創作盛行的年代(尤其是多以針對建制為甚),我們為甚麼要讓政府的行政權力大到這個地步?政府還說,立法之後,會作第二階段的修訂,「研究」豁免二次創作。為甚麼要先立法然後再豁免呢?那就是可以不豁免啦﹗那就好像男人對女人說:「你俾我先食左你隻豬,然後我先考慮同唔同你結婚﹗」

One thought on “版權條例修訂有甚麼陰謀?”

發表迴響

你的電子郵件位址並不會被公開。 必要欄位標記為 *

Rat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