鳥瞰公投：諸侯逐鹿

立法會議席出缺，五月十六日重選。公社兩黨，稱之為「公投」。建制派、政府、傳媒，稱其為補選。大戰前夕，上演的卻非兩派人物磨掌擦掌，劍拔弩張，而是未開戰已各自籠裡雞作反。一向鬆散的泛民自不用說。但就連以曾蔭權為首的政府，本來財雄勢大、掌握公權力、主流傳媒話語權、政改主動權，現在也面臨火燒後欄。內憂外患也使這個板斧早盡的公務員特首形勢更灰暗。

泛民：

泛民最先分裂，是意料中事。第一大黨民主黨表現最差。作為建制一部份的他們自是左右做人難。在殖民地時代乃自回歸以後，民主黨這類政客，慣食兩家茶禮。既是建制的裝飾品也是在街上聲撕力遏的喊咪戰士，既與政府高官「有得傾」又是貧苦大眾在建制中的發聲器。然而也是這種「著數」慣了的浸淫，使他們先是錯估形勢，再是反應綬慢，落後於瞬息萬變的政圈形勢。社民連的催化，使政改成為一個更加非黑即白的政治議題。不是政制一面，即是人民一邊。他們以為自己貴為泛民第一大黨，若然自己文風不動，公民黨亦不會敢跟社民連發癲。怎料公民黨比他們清醒，深明辭職發動「公投」，賭掉議席，最主要不是為了賺取曝光。最重要的是：政改方案若再次被否決，泛民將再成為歷史罪人。

民主黨人念茲在茲的所謂「否決權」，要否決政改云云，在共產黨眼中根本是一堆屎：政改通過固然收窄了遊戲規則，有利於我。政改原地踏步我不會少了一條毛，但手上又多一張攻擊泛民的牌——政過通過與否，我都是贏。公社兩黨合流推動公投，或許各有謀算，但著眼點還是明白了局勢：跟從共產黨設定的規則——投否決或贊成票——去玩，只有永世捱打，最後整個政治力量都會被共產黨的運動戰吸收於無形。公投是讓民意具現化，然後泛民政黨才有迫使共產黨退讓的一絲可能。你手無串鐵，跟人家談甚麼判？

終極普選大聯盟：

民主黨自己落單，立即推出「終極普選大聯盟」，吸納立場「溫和理性」的社會人士、掛名學者，諸如此類。那些我們連名字都叫不出來的成員多次表示，他們跟政府「有得傾」，但政府很明顯並沒這個打算。普選聯基本上貫徹了民主黨那種「怨婦型」做法。人家都關上門喊「同你無撚野傾囉」，你還自作多情地說：「有得傾既‥‥‥」當怨婦發現男人跟另一條索女同床，她起先是「有D失望」，但之後還繼續說：「這也不能證明老公有插入對方」，還對關係抱有幻想。而從沒想過訴諸群眾，將男人的事公諸於世，讓三姑六婆一評公理，至少掃掉男人的面子，也脫了自己斯人獨憔悻、服侍丈夫不周的惡名。

普選聯和民主黨現在念著的，當然是公投失敗。那他們這群逃避派就可跟市民說：「看﹗我一早就說不行的。」然而中央到今天仍未將你們掃地出門，就正因為要利用你來跟公投派打消耗戰。公投失敗，將是「溫和派」鳥盡弓藏之時。

普選聯的問題也是看不清莊家怎麼也是贏，他根本不需要跟你妥協。人家敷衍一下你，你就當自己「做到野」，「向著溝通的目標又踏前了一步」。任何民主黨派跟莊家妥協，後果是背起人民罵名，在議會新制中又要面對多出來的禮義廉分子。一拳難敵五手，泛民的影響力將繼續萎縮。而當你民主黨在政改問題也投贊成票時，選民再看不出你跟民建聯有甚麼分別——至少民建聯會有錢搞搞蛇宴大嶼山旅行之類民生小恩小惠，你民主黨能做甚麼？

建制派：

以民建聯、工聯會為首的投票戰士，大部份是功能組別成員。唯一功能是霸佔議會然後跟隨政府、北京或富商的指令投票。開會不見蹤影，投票時卻能九秒九即時現身。在公投成局之初，許多建制派人物曾表示有興趣參選。可以想像建制派中亦有不少成員欲乘亂上位。但隨著中央決定以「不參選」作為應對公投方法，各人口風即時轉變。最幽默的例子是自由黨起先揚言參選，甚至已開始落區派傳單的時候，北京一聲令下以後，即時藉詞反對「公投」字眼而逃得不見影子，被政圈引為一時笑談。盡顯良犬本色。

然而建制派長久在地區建立的樁腳和網絡才是重點。即使建制派不派人出選，北京還是可以通過它動員一定票數給各區的指定候選人，以達到取得議席之目的。但我傾向相信北京並不在乎這些議席，只要功能組別穩如泰山，民選議席多少增減無礙大局。最重要的是通過此役將公投派連根拔起，從而永久封殺這種「變相公投」在未來發生的可能性，以阻塞民意直接數字化的可能，並繼續以「民調」結果愚民。

政府：

本來政府在共產黨的淫威下，只需如林公公般照本子辦事、照稿發言，便無人吹得你漲。但這邊廂前線列陣準備出征之時，後方卻崛起一支異軍——以梁振英為首的倒米隊伍。在緊要關頭，時時發動輿論倒政府的米。全因對特首寶座虎視眈眈。

主理政改的唐唐，則落力迷暈民主黨和普選聯，予人一個政府「有得傾」的印象。普選聯天真或者白痴的相信，不是到最後關頭還要「扮做野」，便是愚為他人作嫁衣——唐唐於北京的賣點便是跟次要敵人「有得傾」。梁氏集團的賣點則是「唔使傾」。君不見梁氏作為行政會議成員，卻時時出來跟曾蔭權唱反調。其文膽時時鼓吹的輿論便是：香港很亂，必需由強人領導，來一個大破大立——早前那個四分一港人支持激烈抗爭的調查，絕非空穴來風。「終極普選」不可能在曾蔭權任內完成，這個議題則提早成為鷹派鴿派角力的橋頭堡。

政府背負不民主產生的原罪，得位不正，自然不得人心。鄭汝嬅在地產商面前不過是個代言人，稍一不遜(早前的示範單位度尺事件)便被地產商噴到一面口水，還要唾面自乾。堂堂政府落得如此田地，體統何在。然而作為一個既無暴力威權(如大陸)，又無民意授權(如西方)，集合專制與民主體制的兩大短處(不得人心+效律極差)於一身的政權，只能依仗商界為另類King Maker。

回歸以後香港越來越成為一個不能管治的地方，針對政府的民意越大，政府只能越發依靠商家，民眾則更為不滿——如是者矛盾繼續惡性循環下去。香港至此已幾近成為一個管治崩潰的社會，它繼續運作是依靠社會的內在動力，而政府根本已無關宏旨。

商界：

以地產商為首的商人階級，也必需趕這趟混水。商界要維持自己商業地位的壟斷，必訴諸政治特權。香港的商業經營幾乎是為大商人度身訂造的，要維持這個有利環境，必需由政治特權來維持。他們要確保立法會和特首不會阻礙商界繼續「統治」香港。為此，他們從回歸之前，已開始著手在北京佈結權力扭帶，通過影響北京來「搖控」香港政局。眾所周知，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等政治承諾，就像「愛你一萬年」這類情話一樣完全破產。「影子管治團隊」論甚囂塵上。

然而喬曉陽早前的發言，卻是繼續強硬地重覆「法律程序」，既是對「公投」的強硬表示，也是對商界的訓示：選舉辦法需要在香港政治體制裡解決，而不能訴諸直接的特權僭越——搵我無用架。

然而商界通過龐大的錢權網絡，一方面架空特區特府，另一方面又架空北京對特區的控制力。香港一切有形的權力結構，皆已被商界染指——如同大陸。唯一無法被「開發」的處女地，則是商界的奴隸——市民階級。

公投成事，因其原動力完全來自建制之外——公社兩黨較大程度基建於民意，社民連更是沒有功能組別議席。而二零一二大專聯盟的參選保證金，更是全數來自學生。這些年來政黨的尸位素餐不是因為他們懶，而是屁股決定腦袋，甘心在半專制政制中淪為政治花瓶，絲毫不越商界立下之雷池。或者更有甚者早已為商界所「統戰」，包括那些披上民主派外衣的所謂民主同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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