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春．學校．喪鐘

——當時制度已被改得一塌糊塗——想起以前讀書，教我班英文和西史的，乃一個頗嚴厲的Miss。你看她人前模樣，就覺得她是真矢的親戚。她的教書方式就是猛催學生的成積，並給予比一般份量要多幾倍的功課、測驗和留堂溫習——那年我們不過中三，大家哪有遇過如此「認真」的老師，是故大多苦不堪言。當年留lunch留堂成了常態。我不記得小妹那時跟她關係如何，我的就一定不好。我經常被她留堂，通常是英文的功課和測驗不好。有時我不想上她的課，便上學校的天台逃她的課。有次她不知怎麼找到上來，並大喊一聲甚麼便又走了。

當年我一顆小腦袋想甚麼呢。似乎啥子都想，當中有很多都是致命的：我為甚麼得讀書呢？做人有甚麼意思呢？當年我開始覺得學校的一切，均沒甚麼意思。我似乎看到了這學校產品育成遊戲是甚麼一回事。但你得明白，一個已完學的人可以（亦應該）想想這問題。但你一天沒離開它，你最好別想、別質疑。這質疑相當致命，並結合了青春期驚天動地的燥動不安，當年我變成怎樣，看烈日當空，可以想像。那年我才中三，那麼小，卻想這些問題，無解。我當然明白老師的立場和責任，所以更加不想跟她正面衝突。所以到我中途離校之前，都沒有跟她吵過大架。那年我的英文成積其實沒甚麼改進，不過很多基礎東西是所學自她。

後來情緒病正式如核子彈般爆發，不得以之下唯有退學。其他同學則如常升上中四。

小妹到中四的中途，她自己問題累積很多，最後就跟佬走了——這當然不是解決她自己家裡問題的長遠辦法。說到後來，她當然沒有跟著對方下去，走了一年幾她又搬回自己家裡。她當然不能沒有拖拍，繼續不能單身。同一個時期，我大概在繼續跟叛變的腦袋搏鬥。朋友們後來便要去會考了。那個夏天，我是準備要跟姊去澳洲的。但臨門一腳，我決定押後它，並找了另一間學校繼續讀未完的書。同年，又跟久未聯絡的小妹再接上線。她說她活得還不錯，我看她也是如此。我說我也活得不錯，亦死不了。我仍很記得那頓飯，這兩個幾乎被社會和學校宣判死刑和前途似乎盡毀的娃娃，到今天仍活得不錯，並將繼續活得很好和堅強。

那時人人只是說退學怎麼怎麼不行不可，卻從沒問過你為何要走，可見這世界從來不管你的苦衷。

之後從朋友口中得知，舊時學校有了很多人事變動：董事會空降了一個主任到學校之類，並有一些我認識的老師受不了荒誕「新政」和裙帶政治而砍炮。包括真矢親戚。我是很後期才知道這消息的，得聞時很有一絲莫名的傷感。人事全非了，我也就不能繼續記恨。當然我不是真的恨老師們，我也明白他們不過打份工、跟「程序」行事。我又怎能要求這遠東小城真會容納長著稜角的學生。但那時我明白，我連記恨這間學校的情感都沒有了依歸。上帝是真正催促我要忘記了。

受了幾多學校的苦，從來是啞吧吃黃蓮。我始終記得並喜愛小妹，因為她始終明白這些。很多事，我亦不需花唇齒訴苦，她就明白了。你去告訴其他人，只換來一聲嘲笑：「車，讀書有咩咁辛苦呀！」更老一點的，笑你少年不識愁滋味。然後我便忍不住以粗口問候其祖宗廿三代。

最近聽見政府又要「微調」教育政策的時候，便記起這些。不折不扣的實驗品一代，年輕人的血淚汗水都不值幾個子兒。這些子女都送到外國讀書的官僚，一聲令下，一代人之前對制度的幾許適應和努力，便統統葬送以無聲無色。一代人的青春，又不知要以幾多傷痕陪葬。雖它現在再改，也不影響我了。可是這喪鐘敲響的時候，我傾聽時也不禁一起落眼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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